第四章 國家行為和戰爭
§4·1 國家行為及動機
國家是大量或巨量人類個體的聚集體。國家行為必須通過特定的、具體的人的行為才能表現出來。普通公民的行為不是國家行為，但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府官員或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的政治和公務行為是國家行為。然而，普通公民在同一時間表現出會對其他國家產生重要影響的同一行為，如大量人口涌出國境進入他國，一國對他國貿易數量的急增或驟減，也會影響到國與國的關系，從而影響到國家行為。
國家行為可以分為對內行為與對外行為。對內行為最重要的是國家行使其管轄權而作出的行為，但國家管轄權也可以用于對外方面。由于國家能自主地作出對外行為，國家才在國際社會中表現為一個自主行為體。國家對外行為按活動領域劃分，可以分為軍事行為、政治行為、政治經濟行為、經濟行為等。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是軍事行為。任何使用武力的行為、一國侵略與另一國自衛、派兵維和都是軍事行為。武力威脅、軍事演習、炫耀軍力、軍力流動、駐軍、提供軍援也都是軍事行為。
與他國結盟、締約、毀約、對他國的承認、接受或派遣外交使節、國事訪問、履行國際義務、不履行國際義務，都屬于政治行為。締結貿易、經濟協定，可視為政治經濟行為。
許多經濟行為在國與國的關系中帶有政治性，但主要采用經濟手段的行為可視為經濟行為。禁運、提高關稅、凍結資產、控制資金出入、給予最惠國待遇、提供經濟援助、作出投資保證等都是經濟行為。
干涉他國政權更迭、或以其他任何藉口干預他國內部事務，則是政治行為。在有些情況下，干涉他國內政，會發展到軍事沖突、甚至戰爭。國與國之間軍事沖突或戰爭，這是“國家板塊”之間的撞擊現象。戰爭會使國家改變形體。板塊的撞擊、移動、變形、斷裂等與板塊活動相聯系的行為，稱為“板塊行為”。企業和一般國際組織并不具有板塊行為能力，而國家聯盟、國際軍事條約組織在一定情況下，也具有板塊行為能力。
“國家情緒”不等同於“國家行為”。“情緒”是一個“自主行為體”未經“腦”作出決定的情況下為自我保護而作出的即時反應（§2·7）。1898年當中國的“義和拳”舉起“助清滅洋”旗幟攻擊洋人、占領教堂、并受到清政府剿捕時，這時的“義和拳”行為，不是中國的“國家行為”，而是“國家情緒”。然而，清政府對“義和拳”的暴力行為不全制止，對有些針對洋人的暴力行為實際上默許，從國際法上說，這種“不作為”，大清帝國的“國家責任”就不能推卸了。當“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與清軍一起抗擊侵入中國國內的英法等“八國聯軍”時，“義和團”的行為就成了清王朝中國國家行為的一部分了。
從高空或衛星軌道高度來觀察地球表面上人類行為時，當無法區分一個個具體個人的身份、地位和職位標志時，一國國家元首的國事訪問和一個普通公民旅行團的出國訪問，兩者之間的區別是難以識別的。從宏觀上說，國家行為可以分為“宏觀可見行為”與“宏觀不可見行為”。戰爭、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國家核試驗是“宏觀可見的國家行為”，而國家元首、政府官員的國事訪問、召開國際會議、簽訂國際條約、協定、外交承諾或通牒都是“宏觀不可見行為”。跨國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大多數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行為也是“宏觀不可見行為”。所以，國家行為體與國際社會中的其他行為體相比，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具有明顯的“宏觀可見性”。
國家作為行為體不同于人的“個體行為體”。當國家作出“宏觀可見行為”時，國家行為體的“動機”是人類可以觀察到的，而人作為“個體行為體”的“動機”往往是不易觀察到或觀察不到的。“心懷叵測”并不適用於國家行為體。國家在作出“宏觀可見行為”前，它的行為動機或行為意向通常已經由一個個事件或人的行動表現出來了。這種例子不可勝數。舉例來說，在1853年俄土戰爭爆發前，俄國特使亞歷山大·緬什可夫訪問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要求由俄國來充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的保護人。緬什可夫代表俄國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要求，是一種國家行為，但并不是一種“宏觀可見行為”，這種由緬什可夫個人作出的行為，事實上透露了日後俄國對土耳其戰爭的動機。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拒絕了俄國利用宗教干涉土耳其內政的要求後，俄國派兵占領了多瑙河兩公國——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時，俄國作出了“侵犯他國領土”的“宏觀可見行為”。在中美建交前的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這一事件談不上“國家行為”，但明確透露了中美兩國由敵對走向友好交往的國家行為動機或行為意向。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多次參拜存放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一行為，可視為日本的國家行為，但尚不是“宏觀可見行為”， 小泉純一郎的行為表達了日本作為國家行為體的一種動機，表達了日本對那些在二戰中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一種不友好的意向。從日本首相一次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可以看到，未來日本仍有重蹈它在二戰中行為的可能性。
“國家行為動機”的可見性說明，“心懷叵測”是人類個體的特征，卻不是人類個體組成的“聚合體”——國家行為體的特征。人類個體的許多行為難以預測，而國家行為體的“宏觀可見行為”一般都可以預測。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爆發有的不宣而戰，有的偷襲奇襲，但戰前一般都可以觀察到一國的戰爭動機或戰爭意向。當一個恐怖分子攜帶著一種大規模殺傷武器而針對另一國作恐怖襲擊時，作為人類個體現象的“心懷叵測”又成了事實。
按照國際法，國家行為還可以分為“國際正當行為”、“ 國際不正當行為”、“國際不法行為”、“國際罪行”。發動侵略戰爭則是最典型的“國際罪行”。
§4·2 狭义与广义战争
在各种各样的国家行为中，战争是最明显的、会影响国家存活的行为。
战争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原始战争发生在部落之间，往往有全体部落成年男子参与。在国家形成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离不开军队或武装力量，但军事冲突或武装冲突并不都是战争。一些偶然发生的、短暂的军事冲突或武装冲突不能视为战争。战争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有敌对意识的群体，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以相当大规模进行的武力或军事冲突。
人的群体之间会发生战争，同一物种的动物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呢？
一些动物有群聚的习性，一种无翅的昆虫——潮虫，总是群聚在潮湿的地方。棉铃虫则群聚在棉田里。野外的灯火则易引来飞蛾的群聚。蝗虫群聚的规模可大至几十億只，在同一片农田上空飞翔盘旋。这些群聚的昆虫具有相同的生态特性，却没有因为争夺同样的资源而发生自相残杀和战争。
动物的群聚常常是由于对棲息地的选择或由于食物源、水源的吸引而形成的，但群聚并不就一定形成社会。白蚁、蚂蚁、胡蜂、蜜蜂、熊蜂、海象、一种非洲四趾猎狗、狒狒、大猩猩、黑猩猩等都是社会性的群聚动物。蚂蚁中还有“奴役行为”，即征服并强迫同种或异种蚂蚁产生劳动。动物有爪、牙、角、刺等防御和进攻性器官，作为自己的武力，动物的毒液可视为“化学武器”。一些社会性动物还分化出专门从事战争的“军队”，如蚁群中的“兵蚁”。
在生物界，存在食物链，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当狼群追逐并吞食羊群时，不能认为这是“羊狼战争”，当人类大量捕鱼、宰杀牛羊時，也談不上是“人魚大战”、“人牛大戰”。所謂戰爭，必須發生在同一物種內部，而且必須是大規模的群體行為。
蟻群之間因爭奪地盤和食物會發生大規模衝突。在食物短缺時，螞蟻之間的戰爭會非常厲害，激烈的戰爭會把對方全部殺光、吃光。螞蟻的武力是大顎、毒針、毒液和肢體。有一種大頭家蟻(Pheidole dentata)的兵蟻長著一對大剪刀般的大顎，在戰爭中，它們有能力用大顎剪下敵對螞蟻的頭、腳及身體其他部位。還有一種螞蟻會用大顎檢起小圓石塊，藉此堵塞敵對螞蟻巢穴的出口(圖4.2.1)。螞蟻中也有「蟻身炸彈」，有一種螞蟻在參加戰鬥時，如果受到敵對螞蟻強力擠壓，牠們會自我爆裂體壁，將自身所帶的毒液噴灑到敵對蟻群中。還有的螞蟻在侵入敵巢後，會將對方幼小個體搬回自己巢中，供日後食用。
在所有動物中，在形態特徵和生理現象上最接近人類的是黑猩猩。黑猩猩會使用工具，有喜怒哀樂各種情感，而且在臉部能表現出來。一個黑猩猩群體往往會分成兩個集團，內部有等級和從屬關係。美國動物行為學家珍妮．古道爾在非洲研究黑猩猩行為時發現，黑猩猩兩大群體間會發生殘酷的戰爭。珍妮．古道爾在坦桑尼亞坦亥尼卡湖畔，曾觀察到湖的南北兩岸的黑猩猩群體的一次戰爭。這次戰爭起因於南岸黑猩猩侵佔了北岸的地盤，北岸黑猩猩則發動襲擊，全殲南岸黑猩猩。
一般地說，戰爭是同一類型的自主行為體之間的、大規模的、以消滅對方為目的的暴力衝突。在這一意義上，螞蟻群體間、黑猩猩群體間會爆發戰爭，這是「沒有武器的戰爭」。人類與動物的不同在於，人能製造武器，而且人類能不斷提高武器的殺傷力，所以，人類社會的戰爭遠遠超出螞蟻、黑猩猩的戰爭，會造成地球表面的嚴重破壞和大量死亡。當自主行為體是各種衛星和各種太空武器時，這時的戰爭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太空戰」。
如果把社會性動物、人類和各種自主行為體之間的大規模暴力衝突都包括進去，這就是「廣義戰爭」概念。
「狹義戰爭」則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戰爭，按照國際法，通常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間宣告或不宣告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及一國國內戰爭稱作戰爭外，還包括一國對他國領土的佔領。這種佔領即使沒有受到被佔領國的抵抗，也視為戰爭。
九一一事件後，戰爭概念是否有新的變化？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4·3 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
在人類歷史上，已經發生了一萬五千次有記載的戰爭。自從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問世以來，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在不斷地探索人類社會中存在戰爭的原因。修昔底德認為，在希臘諸城邦國家中，一個城邦國家(雅典)的崛起和雅典統治者的野心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為深刻的原因。法玆格拉夫(Rofent.L.Pfaltzgraff)和道弗(James E. Dougherty)列舉出十九種「戰爭原因」，如奪取領土、獲得財富或威望、維護或擴張王室的利益、削弱敵國力量、傳播某種意識形態、經營或維持殖民帝國、介入國外衝突、保護本國在海外的重大經濟利益、對他國進行報復、維護本國公民安全、維護國家榮譽等等。 哥倫比斯和沃爾夫在《權力與正義》一書中則列出七種「促發武裝衝突」的因素或條件，這七個因素是：
(一)人的侵略性；
(二)統治精英和大眾對戰爭抱有的宿命論傾向；
(三)政治同謀；
(四)經濟帝國主義；
(五)民族擴張和統一主義；
(六)體系的衰敗；
(七)綜合性歷史運動。
哥倫比斯和沃爾夫說：「這些理論本身都不盡完善。它們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以致很難超越這些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建立起一套有關戰爭最有可能發生的各種環境的一般性模型。」
如果說，研究某一次特定戰爭的原因並不困難，那麼，可以說，要考察人類史上一次又一次戰爭，從所有戰爭中找出「戰爭的一般原因」，那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然而，如果我們考察抽象的戰爭，還是可以容易發現「抽象戰爭」的原因。
抽象戰爭最簡單的模型是兩個自主行為體之間的撞擊，而每一個自主行為體都由大量個體組成，這些個體，在撞擊發生前與撞擊發生時，具有同一意向，或受同一中心控制。所以，這種抽象戰爭的發生有兩大條件：
一是作整體行為的自主行為體具備作出撞擊行為的能量；
二是作整體行為的自主行為體具備作出撞擊行為的意向或意志。
前者可以稱作「戰爭能量」，後者可以稱作「戰爭意向。」
當兩個行為體都具備戰爭能量和戰爭意向並以對方作為戰爭目標時，戰爭就會爆發。單純的武裝衝突是沒有戰爭意向的衝突，不是由行為體產生戰爭意向的衝突，所以，一些偶發的、暫時的武裝衝突，不能視為戰爭。當我們考察的行為體是一個國家內兩大敵對集團時，戰爭就表現為內戰。當我們考察的行為體是國家時，戰爭就表現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911事件是恐怖組織向美國發動的恐怖襲擊，恐怖組織也是一種行為體。與國家相比，恐怖組織至今尚未建立「強大軍力」，它還不能象國家行為體那樣持續地作戰。911造成的災難性後果雖然超過一些戰爭，911事件的發動者也有極明確的敵對意向，但從根本來說缺乏戰爭能量，所以，911事件嚴格說來，還不是戰爭，而是一次造成超過一些戰爭災難後果的恐怖襲擊。911後美國向阿富汗發動的戰爭，雖然首先針對本．拉登恐怖組織，但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美國與阿富汗之間的戰爭。戰爭能量加上戰爭意向或戰爭意志，是一個行為體向另一個行為體或另一些行為體挑起戰爭的必要條件。全部人類史表明，強大的軍力與明確的戰爭意向一旦結合，就足以引發戰爭。受到嚇阻而放棄戰爭的國家，是缺乏明確戰爭意向的國家。嚇阻就是對具備「戰爭能量」的國家加以威脅，動搖並促使它放棄「戰爭企圖」或喪失「戰爭意向」的做法。
修昔底德在談及伯羅奔尼撒戰爭原因時，實際上是指出了作為國家行為體的雅典因在希臘世界崛起而具備了「戰爭能量」，而雅典稱霸希臘的野心，正是「戰爭意志」，兩者的結合，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前二世紀中葉，羅馬與迦太基帝國進行了三次戰爭，戰爭的根本原因，一是羅馬在統一意大利後國力日增，具備「戰爭能量」，二是羅馬有明確的「戰爭意向」，即要與迦太基爭奪地中海西部的霸權。從古代到當代，每一次戰爭中都可以分解出「戰爭能量」與「戰爭意志」兩大因素。每一次戰爭，不是因「戰爭能量」耗盡而結束，就是因「戰爭意志」消失而停戰。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發生過兩次巴爾幹戰爭，兩次戰爭的交戰國戰爭能量並未消失，但因歐洲列強的斡旋，交戰雙手不再有戰爭意志而停戰，戰爭中雙方勢均力敵，出現均勢，當雙方都意識到不能獲勝時，雙方的戰爭意向如果消失，也會實現停戰。法玆格拉夫、道弗說：「歷史告訴我們，一國人民對戰爭的狂熱是在戰爭前後達到最高點。之後，當他們發現敵人力量比他們所估計的要高，同時本身因為戰爭所付的人命代價逐漸增加的時候，對戰爭的狂熱就會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對戰爭的憂慮以及對和平的期待。」「戰爭狂熱」是戰爭意志的表現，而「對戰爭狂熱的逐漸消失」，是「戰爭意志」減弱甚至消失的過程。
在歷史上，戰爭所經歷的時間有長有短，英法百年戰爭歷時116年，俄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之間一次又一次戰爭，斷斷續續，歷時200年。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歷時79天，911後的阿富汗戰爭歷時2個月。不論戰爭時間多長多短，從「大尺度時間」觀點來看，所有戰爭，都是兩個或多個巨大撞擊物之間的「瞬間撞擊」。當兩大互相撞擊的行為體在某一方的戰爭能量未消失前，戰爭很難立即結束。
所以，要結束一場戰爭，只有兩個辦法，一是促使交戰的一方或雙方耗盡「戰爭能量」，二是促使交戰的一方或雙方失去「戰爭意志」。對主動挑起戰爭的國家，當被打敗後，戰勝國通常會解除它的武裝、用各種辦法削弱它，要它割地、賠款、分解它，對它加上種種限制，就是要消除它的「戰爭意志」及「戰爭能量」。法國在拿破侖戰爭戰敗後，其他國家就要它割地賠款，並在法國北部和東部175個要塞駐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爭挑起國德國戰敗，被割去了八分之一的領土，海外領地被瓜分。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經濟上作了種種限制，對德國軍備也作了限制。二戰德國戰敗，德國被蘇美英法四國分區佔領，日本被美國佔領，日本憲法明文規定永遠不以戰爭為國策，不得保持陸海空軍和其他武裝力量。
從霍布斯到亞歷山大．溫特，他們都把國際政治看作是一種社會關係，霍布斯認為國家是一個巨靈(Leviathan)，國與國的關係當然是巨靈之間的關係了。溫特則認為國際社會除了霍布斯所看到的無政府狀態外，還有以維持現狀或競爭為目的的洛克式的無政府狀態和朋友關係式的康德式的無政府狀態。霍布斯、溫特以及把國際關係看作是巨靈、動物或人的社會關係的人，都沒有注意到國家行為體與巨靈、動物、人之間有一最大、最根本的區別，就是國家當活著時，它從事戰爭的「能量」或「能力」是會用完的，國與國之間之所以不是永無止歇的戰爭狀態，是因為一些國家的戰爭「能量」或「能力」是可以耗盡的，或可以把它摧毀的。一個國家即使有「戰爭意志」而沒有「戰爭能量」，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主動挑起戰爭。正因為如此，消除那些有「戰爭能量」國家的「戰爭意志」或消除那些有「戰爭意志」國家的「戰爭能量」，是取得和平的兩條可靠途徑。
恐怖組織是一種非法的武裝力量。恐怖組織憑藉它所掌握的武力，存在一定的戰爭能量，但直到目前為止，它只能挑起一次又一次襲擊，而尚未形成持續性的、大規模的戰爭。恐怖組織與國家行為體在戰爭意志上也存在很大差別，國家行為體的戰爭意志在條件發生變化時是可以消失的，而恐怖組織只有在組織消失的情況下，它的戰爭意志才會消失。所以消除恐怖組織的威脅，從根本上說，只有消除恐怖組織產生的因素，才能見效。單純的軍事打擊，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因政治原因產生的國際性的恐怖組織。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間的嚴重不公正現象不能通過溝通、協商來解決、當國家本身又沒有能力來解決這種嚴重的不公正現象時，恐怖主義勢力就會產生和發展。只有加強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之間的溝通，使得任何嚴重不公正現象可以訴諸人類的理性、溝通、協商或國際司法得到解決，這樣就可以逐步鏟除恐怖主義產生的土壤。
國內恐怖主義可以通過行使國家權力，通過司法途徑得到遏制和消除，國際恐怖主義則是無政府國際體系中的現象。如果不從根本上鏟除國際恐怖主義的組織和土壤，國際恐怖主義有可能成為21世紀戰爭根源之一。在21世紀，小型核武器和各種形式的小型有自我導向能力的武器正在發展，一旦恐怖組織獲得並掌握這些武器，自我導向的武器就成了「非人類的恐怖主義者」，這時國際恐怖主義就不僅有戰爭意志，而且獲得了真正的戰爭能量。
§4·4 軍事行為體的六項構成
在國與國的戰爭中，戰爭能量首先表現為軍力。
軍力、武力、武裝力量是不同概念。軍力是任一軍事行為體的能力，武力只是指武器所形成的力量。單個的戰士、一個騎兵隊、一營部隊、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一個導彈、一艘航母、一支太空部隊，當它作相對自主行為時，都可以視為軍事行為體，當國與國發生戰爭時，一個國家也可視為廣義軍事行為體。當軍事行為體單指某一種武器時，軍力也就是武力。一般來說，軍力包含人的因素與武器因素。軍力一詞，可以有多種用法，既可以指一隊騎兵的軍力、某一戰役中某一方的軍力，也可以指一國的軍力。
「武裝力量」與「武力」的含義也不同。一國的武裝力量包括軍隊、警察和民兵。軍隊則是武裝力量的核心。
人與動物相比，只有人能製造武器和使用武器，掌握武力，也只有人能把武裝的人組織起來，形成軍力。人與動物一樣，都有一些自己的身體所分化出來的攻擊和防禦器官，如爪、牙、角、蹄和人的拳頭。在人完全依靠自身的體力和體能，在沒有任何武器，也不利用任何畜力的情況下，一個成年人的體力、體能不會超過成年人平均體力、體能的數倍或十數倍。武功非常高強的人，他也只能控制數十人。要一個人完全憑武功來「獨霸天下」，控制數萬、數十萬以至數億人，是不可能的。因而，武林世界，只能形成一個又一個集團或山頭，不能形成「國家」。
當一個人通過控制武力和軍力，形成「權力—服從關係」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時，就會形成部落國家或城邦國家。國家是人通過對大量或巨量掌握著武力的人的層層控制和壟斷而形成的。政府不過是武力控制和壟斷系統的外殼，政府的存在，使武力壟斷顯得合理、合法、文明和柔和，憲政和法律則進一步把武力統治掩蓋了起來，使一個人從他出生、成長過程中看到的「國家」，無法看到幾百年、幾千年前「早期國家」的模樣，而看到的是一個沒有武力、暴力的、神聖而威嚴的「權力——服從體系」。
對每一個能作相對自主運動的軍事行為體來說，都可以分解為六大構成部分。由於軍事行為體之間差別很大，這六大構成部分也有非常大的差異，一艘航母上有幾十架飛機、多座導彈發射裝置，數以千計的艦員與航空人員，航母整體與每一架飛機、每一枚導彈、每一名戰士都可以視為有相對自主運動能力的軍事行為體，它們之間也可以作比較。每一軍事行為體的六大構成部分是：
(一)平台，其功能是放置形成軍力的各種裝備；對徒手格鬥的人來說，他的身體就是「平台」。對航母來說，艦身就是平台。
(二)尋的器，對步兵隊來說，指揮官是尋的器；對巡航導彈來說，巡航導彈上的電腦就是尋的器。
(三)動力系統，可以是人力、馬力、機械動力或核動力。騎兵的動力是由馬力和人的臂力聯合構成的。
(四)傳感器，這是利用某種媒介探測目標的裝備。對徒手格鬥的戰士來說，他的感覺器官就是傳感器。對一支部隊來說，偵察分隊、偵察員、情報員就是傳感器。傳感器利用的媒介有可見光、紅外線、紫外線、雷達波、無線電波、空氣、水或其他物質。聲波是空氣的震動，利用聲波探測目標的傳感器就是聲納。傳感器可以是主動的，也可以是被動的。拿聲納來說，被動聲納只是接收外來聲音，主動聲納通過發射聲波、接收回波來進行探測。激光傳感器也是主動傳感器，它通過發射光波、搜索反射波來進行探測。雷達則是利用無線電為媒介進行搜索和探測的裝置。傳感器可以安裝在飛機上、衛星上，也可以安裝在無人駕駛的飛行器上和各種艦艇上。衛星上的無線電竊聽器可以同時監聽數千個無線電和電話交談，艦艇上安裝雷達可同時跟蹤數百個目標。
(五)內調器，這是軍事行為體調節其內部位置或其他內部關係的裝置。如果說，傳感器是一種單向的外部通訊系統的話，那麼，內調器，就是一種雙向或多向的內部通訊系統。一名戰士不存在內調器，一支部隊就需要內調器，通訊員就是部隊的內調器。一支艦隊的內調器由艦隊之間的通訊系統組成。內調器是信息中心與軍事行為體的各個相對獨立個體之間的聯繫、協調系統。
(六)毀傷器，對徒手格鬥的戰士來說，他的拳、腳就是打擊他的敵手的毀傷器。一般地說，毀傷器有三種類型，一是與軍事行為體平台相聯的毀傷器，如人的拳頭、刀劍、步槍上的刺刀，二是由軍事行為體發射出去的毀傷器，如飛鏢、箭、子彈、炮彈、炸彈、導彈、魚雷等，三是由軍事行為體發射出去的、有毀傷力的射線、化學氣體、生物製劑等。由航母上起飛的轟炸機向地面投下的炸彈屬於第二種類型，地雷也屬於第二種類型，而生化武器、能產生數十億瓦高空電磁脈衝的射頻武器屬於第三種毀傷器，核武器則兼具第二、第三種特性。
一架無人轟炸機、一枚巡航導彈與一名身體上捆綁上炸藥的恐怖分子，都是有自主性的軍事行為體，這三者都有「尋的裝置」，都有毀傷器，不同的是，無人轟炸機與巡航導彈在毀傷敵方目標時不毀傷平台，而恐怖分子在毀傷目標時也毀傷了平台本身，而且恐怖分子把毀傷無辜民眾也當作毀傷目標的一部分。
從軍事行為體的六項構成可以看到，軍事行為體的軍力的差距與六項構成因素的每一項都有關。利用納米技術的微型機器人可以做成螞蟻、蚊子、麻雀大小，而作為一個軍事行為體的航母，其平台十分巨大。美國的尼米玆級航母有三分之一公里長，相當於20層樓高，它的續航力為80萬至100萬海里，相當於可環繞地球40圈。尼米玆級航母有各型作戰飛機80餘架，能有效控制半徑約700千米的空域和800-1000千米的海域。航母具有複雜的內調器，協調多方面作戰，形成巨大軍力。對未來「數字化戰場」來說，戰爭將成為敵我雙方「系統對系統」的對抗，「數字化戰場」的「全能戰爭網」(§8.8)，可以視為整個系統的「內調器」。
大幅度軍力差距決定戰爭類型。精確制導武器與核武器的差距在於，單純的核武器只具有大規模殺傷力和毀滅力，而精確制導武器則具備「精確命中力」。當未來戰爭愈來愈依賴於衛星、通訊和信息時，以損毀敵方通訊和神經系統的微型武器愈來愈重要。所以，在未來的國與國戰爭中，「精確命中力」和微型機器人「對戰爭網的毀傷力」愈來愈比「大規模毀傷力」重要。
§4·5 軍力的陸地流動
國家是地球上陸地上產生的現象。地球上的海洋沒有國家，國家的形成，至少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有一塊人類可以棲息的陸地；
第二，陸地上有大量或巨量人群，人群中分化出武裝力量，形成軍力；
第三，存在一個軍力的控制系統。
世界各大洋，缺乏條件一，不能形成國家；南極洲缺乏條件二，也不能形成國家。如果今後人類在外星殖民，即使具備條件一和條件二，但在外星上不具備條件三，也不能使外星表面形成一個又一個「國家」。外星上人類的政治生態很可能會採取現今南極洲的模式。
國家是人類與陸地地域相結合而產生的一種現象。在歷史上，一個國家產生後，通常都會憑自己的軍力向周邊擴張，如果不遭遇抵抗，隨著軍力的流動，就可以擴張成大國。當兩支軍力為爭奪同一地域而相遇時，或者相互妥協、讓步，劃定分界線，或者爆發戰爭，由戰爭的結果來決定地域的控制權。國家就是在一定地域內對武力的合法壟斷，這裏所謂的「合法」，是指在一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對這種武力壟斷的認可。馬克斯．韋伯認為，在一個社會中，其統治者主張且其社會成員相應地承認其統治合法性的原因主要有三種：一種是統治者因祖輩處於統治地位、基於傳統背景之上的合法性；另一種是因個人超凡魅力而形成的敬畏、忠誠而形成的合法性；再一種是由成文法律來確認的理性——法制型的合法性。
馬克斯．韋伯說的三種合法性都是指統治者在一定地域內的合法性。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不僅要取得一定地域內人們的認可，而且要取得地域範圍以外的人們認可，如果沒有第二種認可，地域範圍外的軍力就可以向地域內流動，佔領這塊土地，造成一種新的武力壟斷狀態。
歐洲歷史上的一些王位繼承戰爭，與這種「不認可」有關。1066年，英王愛德華死後無嗣，佔有世襲領地、勢力最大的家族中的一位成員哈羅德被推舉為英王，但哈羅德離王室血統較遠，他的繼承權受到了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諾曼底公爵威廉的挑戰。威廉因親屬關係並藉口愛德華在世時曾許諾他繼承王位，派兵渡海進攻英國。威廉率領5000精兵，從諾曼底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在英格蘭南部登陸，擊敗了哈羅德的軍隊，就這樣，威廉從諾曼底公爵一躍而成了英國國王，而且把諾曼底也置身於他自己的統治下。
所以，國家的邊界是軍力流動的凝結線，是地理、民族、經濟、抵抗力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國家在陸地上的一定「地理範圍」就是軍力自由流動的「迴轉區」。軍力在一國范圍內流動，如遇抵抗，那就發生內戰了。
公元前四世紀下半葉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亞歷山大帝國，帝國的疆界就是亞歷山大遠征軍的軍力流動的「迴轉區」。亞歷山大的軍隊在佔領了小亞細亞、中東、埃及和波斯後，在中亞遇到了頑強抵抗，亞歷山大帝國在中亞地區的疆界就沒有再向北擴展。中亞的挫折使亞歷山大軍力流向印度河域﹐由于酷暑、暴雨及熱帶病的襲擊，使亞歷山大的軍力不能進一步向印度次大陸流動，亞歷山大的帝國東南部的疆界就到印度河為止。十三世紀蒙古人遠征之所以建立了龐大的帝國，也是因為當時蒙古人軍力流動未遇嚴重抵抗的結果。在17世紀初，東部西北利亞多數居民尚處於氏族社會階段，沙皇俄國僅僅依靠極少的軍力，加上所謂「探險隊」，在半個多世紀中就把俄國的領土向東推移了4500公里，使一個東歐的內陸小國變成瀕臨鄂霍次克海的有遼闊疆域的國家。在俄國用不到一千兵力進軍東部西伯利亞時，努爾哈赤在中國東北起兵，如果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皇太極跨越外興安嶺進入東部西伯利亞的話，東部西伯利亞就將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也許是因為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被明帝國的軍人殺死，努爾哈赤和他的、後繼者就產生了消滅明帝國的念頭，而沒有產生向遼闊的西伯利亞擴張的想法。俄羅斯人向西伯利亞擴張後，西伯利亞人口稀少，西伯利亞本地人根本不可能養活一支龐大的軍隊，來與來自歐洲的俄羅斯軍力抗衡，所以，當俄羅斯人向西伯利亞擴張後，西伯利亞既沒有獨立，也沒有分裂和解體，這是俄羅斯向西伯利亞擴張與亞歷山大帝國、成吉思汗帝國後來發生分裂的不同之處。
在世界歷史上，陸上的大規模軍力流動，通常是在兩個條件下實現的：
第一個條件是軍力流向的地區，或者處在「前國家狀態」，不存在專門的軍力，或者存在「國家」，但國家處於衰弱狀態，根本抵抗不了外部軍力的進攻。俄國向西伯利亞擴張，美國大舉西進、驅逐和屠殺土著印第安人的過程屬於第一種情況。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擴張屬於第二種情況。當時，整個基督教世界處於衰弱狀態，英法百年戰爭使英法兩國自顧不暇，意大利諸國威尼斯、熱那亞的長期爭鬥，無力抵抗土耳其人，巴爾幹半島上宗教、民族分歧和矛盾，使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軍力沒有太大受到阻擋，迅速流向歐、亞、非三大洲。
第二個條件是，軍力流向的國家缺乏互相聯合的意願和行動。本來，兩個、三個較弱國家的聯合足以阻擋軍力流動，但在上述大帝國的擴張階段，卻沒有或少有遇到聯合力量的抵抗。
在古代中世紀的軍事技術條件下，海洋、高山和聯合起來的軍力可以阻擋軍力流動。作為歐亞分界線的烏拉爾山脈，久經消蝕，平均高度僅二千呎，而且烏拉爾山脈往南延伸時，在黑海北部留下了一塊寬闊平坦的沙漠區。正是這一地理條件，既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軍力橫掃歐亞，又是後來一個小小的內陸國從莫斯科擴張到太平洋的因素。喜馬拉雅山脈阻擋軍力自不必說，像小亞細亞的托羅斯山脈、歐洲的比利牛斯山脈、阿爾卑斯山脈，長期以來也起著阻礙軍力流動的作用。小亞細亞的托羅斯山脈，曾保護羅馬、拜占廷帝國達一千四百年之久。當公元八世紀初阿拉伯軍隊從西班牙穿越比利牛斯山脈被擊敗後，比利牛斯山脈就成為跨越歐亞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擴張的界限。19世紀初，拿破侖為了稱霸歐洲，為了擊敗英國，1805年拿破侖法國聯合西班牙，準備渡海進攻英國。法西兩國海上軍力與英國軍力在地中海相遇，法西艦隊被英國艦隊消滅。由於沒有新的海上軍力作出補充，拿破侖只得放棄渡海進攻英國的計劃。
§4·6 軍力的海上流動
國家是陸地軍力流動的「迴轉區」，海洋卻不是。一個國家只要有能力，它的軍力可以在廣闊的公海中自由流動。那些沒有海洋軍力的陸地國家，它只存在於它的軍力迴轉區內，而海洋國家，除了它的陸地領土外，其影響包圍陸地。
中國瀕臨海洋，直到20世紀後期，始終不是海洋國家。黃河、長江流域的富饒物產，使中國長期沒有開發海洋的動力。蒙古文明，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除蒙古人在13世紀在歐亞大陸有大規模的軍力流動外，中國軍力流動有一個最大的天然界線，這就是包括蒙古在內的「海棠葉」地理範圍。十五世紀初，也就是在哥侖布發現新大陸前八十七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十分強大，軍事力量居世界第一。中國明朝皇帝為宣揚國威，派遣鄭和率領龐大船隊，經南海、馬六甲海峽到達東非沿海。鄭和出航，擁有300餘艘船隻，隨行人員多達二萬八千餘人。最大的一艘長142米。但鄭和的船隊雖擁有自衛的武力，但不是軍力。在鄭和七次遠航所到的三十餘個國家中，鄭和既沒有侵佔征伐，也沒有為牟利而貿易，而是以「厚往薄來」、「貢少賜多」的方式企圖建立明王朝在海外國家中的「宗主」地位。鄭和七下西洋雖然開拓了當時中國人的眼界，推動了後來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但在派遣鄭和下西洋的明成祖永樂皇帝去世後，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後不久，明宣宗下令嚴禁船隻出海航行。接著，明英宗「自廢武功」，決定停止建造船艦，限制私人造船業。在這時，葡萄牙人才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在明朝皇帝下諭旨停止遠航後十二年，葡萄牙人才到達非洲西海岸的佛得角。在佛羅倫薩人亞美利哥．味斯普奇(1451-1512年)十五世紀末、16世紀初幾次到南美洲沿岸考察，確信他所到之處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陸」時，中國明朝皇帝下令凡建造雙桅船隻者一律處死。《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說：「1489年，葡萄牙人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沒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們的西方海上霸權。」「在15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歷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確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然而，皇帝卻下詔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並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
中國的海上軍力後來因防範日本海盜的侵擾而發展起來，在明末清初，為收復和統一台灣，海上軍力才逐步擴大。19世紀後半期，清王朝實行洋務運動，中國才開始建立近代海軍。與中國不同，歐洲歷史上早就充斥海戰。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陸地爭霸時，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波斯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就已有大規模的海戰，出動的戰船達數百艘。在中國鄭和「和平遠航」後數十年，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為征服遠離本土的殖民地，大力發展海軍，建造大量軍艦。
在20世紀以前的歷史上，通過陸地擴張與通過海洋擴張是形成大國的兩條不同道路。一個缺乏密切經濟聯繫、不同地區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一大片土地，通過陸地征服建立的大國，往往難於長時間維持統一。亞歷山大帝國、蒙古帝國的分裂就是最明顯的例證。海洋大國則不然，當一個海洋大國的軍力在海洋中自由流動時，它無需為海洋中冒出一個「中心」而擔心海洋的分裂。英國歷史學家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在1890年出版了《海權論》一書，提出了他的「海權理論」。在馬漢看來，物質財富是國家強大的基礎，而為了積累財富，一個國家不僅需要生產，而且需要與世界各地進行貿易。海洋十分遼闊，海洋運輸比陸地運輸既方便又廉價。海權就是用軍力來保障本國自由進行海上行動和必要時能阻止他國海上行動的權力。馬漢認為，海權包括海軍強大的艦隊、商船隊以及強大的海軍基地。
從不同國家的軍力在地球表面流動範圍的對比中，可以看到馬漢「海權論」的意義，法國是一個把謀求歐洲大陸霸權放在首位的國家，而英國一心謀求的是海洋霸權。當17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英荷三次戰爭結束後，從1689年到1763年近一個世紀中，英法之間發生了四次戰爭。戰爭的結果，法國喪失了北美大片殖民地，被逐出了印度，而英國得到了整個聖勞倫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全部土地，得到了印度，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國依靠它的海上軍力一次又一次地阻斷了法國本土對北美、對印度法軍的任何救援。在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中，法國又遭慘敗，法國喪失了陸地霸權，海上軍力也一蹶不振。當英國軍力控制著世界上海上通道時，中國、日本的軍力只知道在陸地上迴轉。當然，陸地不同於海洋，陸地上可以定居，建造城鎮，發展農業工業，地下還有礦藏，但如果我們僅僅從貿易角度比較國與國的財富增長與國土大小的關係時，我們可以看到，19世紀的島國日本國土雖然比英國本土面積稍大，但英國擁有的海上公路加陸上公路所佔有的面積大過日本所佔有的面積數百倍。馬漢說得好，對那些掌握著海權的國家來說，海洋就是自然賜於的偉大公路。
馬漢的《海權論》出版時，飛機尚未發明，更談不上人造衛星和導彈了。在人類的活動空間從陸地、海洋擴展到空氣空間和外層空間(即太空)後，海權論仍沒有失去它的意義。印度洋上一個小島，名叫迪戈加西亞，因為它屬於英國，2001年阿富汗戰爭中的英美兩國的戰略轟炸機，有許多就是從這個小島上起飛的。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指向伊拉克的數以千百枚巡航導彈是從停泊在波斯灣、紅海的英美聯軍的艦艇上發射的。由於對石油的需求，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與中東產油區和保衛海洋石油運輸線密切相關。當中國在1993年突然從石油輸出國變為石油進口國，而且大部分要依靠遠洋運輸時，中國第一次從自己的生存需求中認識到海權的極端重要性。
§4·7 點目標與點擊戰
戰爭有各種分類法，如可分為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有限戰爭與全面戰爭，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宗教戰爭與非宗教戰爭，對稱戰爭與非對稱戰爭，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速決戰與持久戰，步兵戰、裝甲戰、城市戰、海戰、空戰、太空戰等等。
俄羅斯軍事學家弗．伊．斯里普琴科按「軍事革命」對戰爭總體變化的影響，把戰爭劃分為「六代」，其中前四代為接觸戰爭，後兩代為非接觸戰爭。
第一代戰爭為使用冷兵器以徒手格鬥為對抗方式的戰爭，在人類史上存在了3500年；
第二代戰爭是以火藥、滑膛槍炮武器、步兵分隊、部隊及兵團進行的接觸性溝壕式戰爭，海軍在近海區域展開作戰行動；這一代戰爭從12、13世紀開始，存在了500年以上；
第三代戰爭從18-19世紀出現，使用線膛槍，出現諸兵團、軍團的塹壕和散兵壕式戰爭以及海戰。
第四代戰爭從19世紀後期開始出現，使用自動武器、火箭、艦艇、坦克、各種作戰飛機，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屬於這一代戰爭。
第五代戰爭就是核戰爭。
第六代戰爭使用的武器是精確制導的常規突擊武器和防禦武器以及新物理原理武器。按照斯里普琴科的說法：「第六代戰爭以與往的第四代戰爭的根本區別在於，侵略者全部軍事實力在職能上將用於毀傷敵人的軍事設施，採用的戰法是實施強大的信息突擊和利用各種作戰平台的高精度武器進行密集突擊。現今編製龐大的陸軍合成集團將與接觸戰爭一起被逐漸取代，更準確地講是被取消，最終失去作用的不僅僅是核武器，而且還有與使用範圍相符(陸地、空中、海上)的諸兵種部隊在內的常規武裝力量」。 斯里普琴科說，「20世紀最後十年，開始了第六次軍事革命。它與高精度常規武器出現有關。使用這種武器的戰爭則是全新的第六代非接觸戰爭。」 他說，在1980年的中東戰爭中，試驗性地發射了高精度武器，但這仍屬於第四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則是「第六次軍事革命的開端」，「戰爭性質總體上發生了變化」，「這場戰爭基本上以非接觸方式進行，沒有破壞國家陸地邊界，沒有地面作戰行動。」
按照斯里普琴科的「六代戰爭」說法，除了1945年美國在第四代戰爭中曾在日本的廣島、長崎丟下了兩顆原子彈外，第五代戰爭並未發生，而在1945年後的「核時代」，除幾次戰爭屬於第六代戰爭外，全世界發生的二百五十餘次大規模戰爭，都屬於第四代戰爭。現在看來，在21世紀，在全球範圍內，第四代戰爭仍將發生，而且它的數量仍會高過斯里普琴科所說的第六代非接觸戰爭。
在戰爭史上，戰爭中的軍力是不斷提升的，如果以軍力提升的幅度來劃分，戰爭可以劃分為有「大幅度軍力差距」的四類，即冷兵器戰爭、常規武器戰爭、核戰爭、點擊戰。這四類戰爭的關係並非「代際關係」，不是一代接一代地出現，而是在同一歷史時代，都可能出現兩類或三類戰爭。斯里普琴科所說的第一代戰爭大致於冷兵器戰爭相當，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戰爭與常規武器戰爭相當，第五代戰爭與「四分類法」中的「核戰爭」相當，斯里普琴科把使用精確制導武器的戰爭理想化了，認為以後「能夠大大地減少甚至完全排除使用地面部隊的可能性」。事實上，精確制導武器在戰爭中的大量應用，並不是產生一種「完全排除使用地面部隊」的「非接觸戰爭」，而是一種新型的戰爭，即以摧毀「點目標」的「點擊戰」。在本世紀或下世紀，點擊戰將會有更大的發展，「點目標」可以小到一輛車、一間辦公室，甚至某一人特定個人，但「點擊戰」的發展並不能「完全排除使用地面部隊」，只要地球上存在戰爭，以佔領土地為目標的陸軍就不會消失。
在斯里普琴科2002年出版他的《第六代戰爭》前，也是在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前，我在香港《信報》上刊出了一篇《論「點擊戰」》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所謂『點擊戰』，就是以打擊、摧毀特定『點目標』的戰爭。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點目標』主要有三類：
一是敵方的『指管控情中心』，即敵方的戰爭指揮、管理、控制、情報中心；
二是敵方的導彈發射基地；
三是敵方的各種軍事衛星、軍事航天器、軍用太空站。」
戰爭並不是以「代」來劃分的，而是以「大幅度軍力差距」來劃分的。隨著武器和武器系統命中力和摧毀力的進一步提高，點擊戰將成為與常規戰爭、核戰爭不同的「第三類戰爭」。在一定意義上，為摧毀特定「點目標」、有意殺傷無辜平民的恐怖爆炸，是一種反人道的「點擊戰」。
§4·8 政治動物間的溝通障礙
國家兼具動物性與人性。作為由大量或巨量人類個體組成的群體，動物性是一種湧現特性(§2.9)，但國家的決策離不開人，在決策中心沒有發生人事變動的情況下，國家的決策就象普通人一樣，力求保持人格上的前後一致性，如果發生大的改變，也要讓人理解。所以，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動物的國家，也能表現出人性。
國家行為體與單一的個人行為體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國家行為體的軀體不變的情況，它的大腦是可以被置換、被改變的，新政府可以改變前一屆政府的決定，單一的個人行為體卻不能如此，在一般情況下，一個人不能不斷地出爾反爾，不能一次又一次不守承諾，否則，這個人就無法與他人共處，形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國家行為體卻不然，因為國家行為體是一種政治動物，國際關係不是人與人的關係。
動物在不同物種之間存在種種溝通障礙。在一些高等動物的同一物種內部雖然通過聲音和動作可以作某些溝通，但仍存在障礙，只有人類，語言是消除溝通障礙的有力工具。然而，不同語言，不同信仰和不同人完全不同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態度，仍然會造成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障礙。在人類社會中，愈是難以溝通的地方，暴力行為就愈多，愈是能進行有效溝通的地方，暴力行為就愈少。在國家與國家間，由於相互溝通不良，一國弄不清另一國的真實意圖，當它們之間存在嚴重利益衝突時，這種溝通不良的狀況，往往就易於引發衝突或戰爭。
國家行為體的動物性在戰爭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戰時敵對國家間的關係是不同物種的猛獸對猛獸、猛獸對捕獵物的關係。蟒蛇與鱷魚搏鬥時，沒有溝通。狼追羊時，狼不會聽羊說理。在人類社會中，社會進步可以增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之間的溝通和理解，但一到戰時，代替語言溝通的就是武力的較量，只有當一方放下武器，承認失敗，語言的溝通才能重新代替「武器的溝通」。正因為國家不等於人，軍事技術的發展不能改變國家的動物性，相反增加了戰爭的殘酷性。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大規模的殺傷和毀滅。一戰軍人喪生約840萬人，加上平民死傷人數達3400萬。二戰軍人死亡1500萬，加上平民傷亡總數超過一億人。1945年，光是一次330架美國B-29轟炸機攻擊日本東京的行動，就導致8萬餘名平民死亡，傷者4萬人以上。日本侵華戰爭僅南京大屠殺就有30萬人死於日本侵略軍屠刀之下。二戰結束前，美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了兩顆原子彈，炸死10萬人，炸傷8萬人，加上後來因核輻射而死亡的人數，超過30萬人。核武器的出現，使極大規模的殺傷毀滅成為可能。1983年，美國幾位科學家在華盛頓召開的「核戰後世界」研討會上，提出了「核冬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一場150億噸TNT當量的核戰爭，能在大氣層中形成一層濃厚的「煙層」，足以擋住太陽光數星期之久，突然降溫和核輻射，可能導致大部分動植物，甚至人類的滅絕。
§4·9 國家的人性化
一個多世紀以來，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溝通愈來愈容易，國際組織和聯合國的建立，也為國與國之間有效溝通創造了條件。國家人性化的首要標誌是，在國與國的關係中，國家愈來愈採取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武力或武力威脅的方式解決相互間的問題，其次，國家的人性化還表現在國家在戰爭中的行為愈來愈脫離動物的特性。
有關國際性戰爭的條約、公約和協議的締結是國家人性化的一個標誌，例如，對交戰者、戰俘待遇、對戰時平民地位、對核生化武器、對戰爭中的醫院、醫務人員、對結束戰爭、締結停戰協定、對戰爭中的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國際法都作了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
戰爭目標的變化也是國家在戰爭問題上人性化的又一標誌。從十五世紀以來，西方一些殖民國家依靠海軍力量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飛地擴張」。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都通過「飛地擴張」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帝國。美國獨立戰爭使英國失去了北美十三個殖民地，這使英國的殖民地擴張遭到空前挫折。長期以來，英國和其他殖民國家戰爭的第一目標是掠奪殖民地的土地，把殖民地看作是本國的原料供應地和銷售市場。美國獨立後，英國對殖民地的態度出現變化，一些自由貿易主義者認為，保留殖民地需要增加母國的防務開支和行政經費，是母國的一種負擔。這一思潮也隨著反殖民主義政治運動的高漲而為殖民地宗主國愈來愈多的人所接受。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後，非殖民化過程加速進行。
從「掠土殖民」到「自由貿易」的變化也影響到戰爭目標的變化。如果說，以往戰爭的首要目標是掠奪土地，擴張領土，那麼，當自由貿易主義佔上風後，英國、法國和後起的工業強國德國、日本、美國，雖然沒有放棄擴張領土的目標，但同時把海上軍力看作是打開不發達國家門戶和市場的工具。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以武力威脅要求日本開放港口和貿易，就是在自由貿易旗幟下的新的殖民主義。自由貿易使不發達國家的自然經濟走向解體，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發達國家通過自由貿易，獲得了比以往軍事殖民更大更多的好處。自由貿易仍然使世界兩極化，一極是富裕的工業國家，另一極是貧窮落後的不發達國家。
「點擊戰」的出現，是國家在戰爭問題上表現出人性化的第三個標誌。嚴格來說，以敵方三種軍事「點目標」為目標的「點擊戰」尚未真正出現，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大量使用了精確制導武器，但戰爭並未達到點擊戰僅僅打擊三種軍事「點目標」的要求，科索沃戰爭及其後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造成了大批無辜平民的死傷，所以不能說是「點擊戰」。可以預測，一種不傷及平民和民居的「點擊戰」將在21世紀中後期大行其道，在戰爭雙方都建立了「全能戰爭網」(§8.8) 後，以毀損敵方「神經系統」即「戰爭網的點擊戰」將大大降低以往戰爭的殘酷性。我在《提倡「戰爭慈化主義」》一文中說：「『戰爭慈化主義』應成為21世紀戰爭的指導原則。」「在人類還不能把戰爭從地球上消滅的時候，要提倡『戰爭慈化主義』。『戰爭慈化主義』有三大要素，一是公開宣戰，公佈戰爭目標，二是不破壞平民的生存環境，三是不傷害平民。聯合國應當制定並通過『戰爭慈化公約』。」
「點擊戰」是以精確制導武器打擊、摧毀「點軍事目標」的戰爭，然而，用「人體炸彈」進行的恐怖爆炸針對的是無辜平民，雖然帶有「點擊」的特徵，但無「戰爭慈化主義」三大要素，與「戰爭慈化主義」背道而馳。
核生化戰爭，即核戰、生物戰、化學戰是與「點擊戰」相反的戰爭。核生化戰不僅會造成大面積範圍內平民的大量傷亡，而且會在大面積範圍內嚴重破壞平民的生存環境。一旦恐怖分子掌握核生化武器，「戰爭慈化」的第一要素也不復存在。
即使聯合國制定並通過了「戰爭慈化公約」，還存在著恐怖分子使用核生化武器、恐怖政權進行核生化戰爭的可能性。所以，在提倡「戰爭慈化主義」的同時，打擊恐怖主義，消除核生化戰產生的條件與土壤仍將是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長期任務。
每一個世紀都會產生新觀念，都會出現新事物。就像「自由民主」、「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觀念在20世紀不斷傳播一樣，我希望，在21世紀，「戰爭慈化主義」觀念也能日益傳播開來。到21世紀中葉，當兩大國進行激烈的「點擊戰」時，平民可以照常生活和工作，照常歡慶和遊樂，人們可以躺在綠色的草坪上仰望星空，觀看導彈射擊和互相摧毀的閃光。
到那一天，戰爭——主要是「點擊戰爭」，不擾平民，戰爭將成為國與國之間切除對方腫瘤或器官的「外科手術」。到這時，可以說，「戰爭已經慈化」。
看來，在地球上最終消滅戰爭的道路，是「戰爭慈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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