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變“尺度”時空觀

2009年8月3日星期一

论人类伟大的智慧传统

論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

宗教是人類理解個體生命史

苦難和意義的產物

宗教和科学都具有“解释、理解周围世界”的功能,科學關注事實世界和表象世界,宗教則關注事實世界和表象世界以外的意義領域。依靠這些解释、理解,人们企图按自己的目的影响或改变周围世界,然而,在一个问题上,科学是无能为力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的必死性。由于人的必死性,宗教产生于对抗死亡,使人对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有一种解释、一种理解。为了对抗死亡,所有的宗教都要探求来世,探求永生的道路。对死后生活的信仰可以說是宗教不可分离的因素。中国的儒家学說不认为人死后还会进入另一个世界,所以,

儒家不是宗教,而一切把儒家宗教化的努力都无法成功。宗教产生于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探索。人由于人的必死性,由于人对死亡的恐惧,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來說,就会在人生的某一阶段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乐趣。正是宗教,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探索生命的意义,寻找获得永生的道路。

对人來說,导致死亡的因素,除了自然死亡外,就是人生中的苦难。生命体难以维持生命的周围环境和其它情况,对生命体來說,都是苦难。物理环境中过高或过低的温度、缺水或乾旱、缺少食物或营养,都会造成苦难,而“活环境”中被捕食的危险、行动自由的限制,对生命体來說也是苦难。生命体自身的疾病、衰老以及死亡也是苦难。

面对物理环境中的苦难,生命体用适应、变异來迎接挑战,面对“活环境”中的苦难,生命体发展出脑,用行动或行为來应对挑战。

人总感到生活中存在苦难。对不少人來說,人生的幸福不是短暂,就是在平靜中感受不到幸福,却担心苦难的来临。凡是有感觉的动物,在它的一生中,都会不停地感受到苦难。自然环境中的突然变化会使一大批动物迅速死去。可以說,动物个体生活史中充斥苦难,这种苦难即使远远超过人类个體的苦難,但动物不会为明天担忧。狼群以凶猛著称,但狼群的野外生活万分艰辛,生活中处处有凶险,一半幼狼在生下后不久就死去。狼群內等级森严,地位低的狼常常受欺凌,经常忍饥挨餓。就是狮子,当捕猎到的食物不多时,谁的体力大谁就要霸占食物,雄狮搶夺雌狮的食物,雌狮搶夺幼狮的食物。那些受伤的狮子,得不到关怀,受到的只是欺凌。夜间的吼声,对狮群可能意味着危险,发出吼声的狮子向周围的狮群宣告,它要來接管狮群。一旦狮群中为首的狮子战败,新來的狮子就会杀害所有非亲生的幼狮。动物的一生,不是被其他动物杀死,就是因自然条件的恶劣而饿

企鵝世界中沒有宗教

死、病死,那些有幸活到老年的动物,它的晚景极其悲惨,没有亲人照顾,没有社会福利。大象在死前,要寻找一个其他大象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死去。与人类相比,动物唯一有幸的是,它们受尽苦难,却对苦难的意义毫无认识,所以,动物没有宗教。

宗教并非人創造,而是來自一代代人的體驗

宗教是生物界中唯有人类才有的现象。人类面对苦难,用改善环境的方法來减轻或消除“物理环境“中的苦难,用聪明才智來躲避、克服、战胜“活环境”中的苦难,在这样做了以后,苦难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产生了。宗教并不是人創造出來的,而是來自一代代人的體驗。宗教首先是人类为理解个体生命史中的苦难及其意义而产生的。不同的宗教用不同的方式阐明苦难及克服苦难的办法。佛教直截了当地以“苦”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即生、老、病、死、怨憎会、愛别离、求不得苦、五阴盛苦(注),所谓“苦海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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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怨憎会”是指不愿在一起的人硬生活、活动在一起,如硬在同一家庭、同一经常见面的社团。“愛别离” 指相爱的人或非常愿意在一起的人被迫别离。“五阴” 指“色”(物质现象)、“受”(感受)、“想”(观念)、“行”(意志)“识”(意识),“五阴盛苦”是指这五个方面所造成的身心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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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不象佛教那样直接讲人生苦难,而是从人性中包含着对邪恶的爱好、人有“原罪”、间接地阐明人生苦恼。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创建了“原罪說”,认为人类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人类继承了这个罪,使人生下來就有这个罪。人生中的一切苦难,

奧古斯丁(354—430年)

都与“原罪”有关。伊斯兰教不承认人有“原罪”,但认为不顺从神的人会有恶行,恶行当然会造成人间苦难。作为独一无二的真神----安拉只赐人以善行。然而,对苦难的理解,不同宗教表现了它们的不同。耶稣死前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人來說是苦难,而对基督徒來說,耶稣是为全人类受难。斋戒是伊斯兰教五项宗教义务之一。斋戒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使穆斯林戒除一切不正当的欲望,体验饥寒者、流浪者与穷苦人的苦难。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对人生中苦难意义的认识成了人类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宗教现象的因素之一。
人类伟大的智慧传统

美国宗教史权威休斯顿·史密士在《人的宗教》一书中說,每一种宗教都可以看成是“人们在寻求生命的帮助和意义时,所铸造的成果。”(注)当我们不去理会宗教组织和机构中所有因人的因素带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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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休斯顿·史密士:《人的宗教----人类伟大的智慧传统》,刘安云译,刘述先校订,

15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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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弊端和缺陷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宗教长存的深刻原因。一些宗教之所以能长存数百年、长存一、二千年,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宗教中包含着“人类伟大的智慧传统”。人性是不完美的,人生也没有永恒。唯有包含着“人类伟大的智慧传统”的宗教,才能满足人追求人生意义中的永恒,有利于人的生存,也有利于有信仰的人的人性的完美化。人和所有生物一样,对“外部环境”不利变化的“耐受性”以及对自身“內部状况”不良变化(如病变)的“承受性”(或称“承受力”)愈高,就愈有生命力。佛教通过人对“苦难”的认识,用人的意念和自觉來提高人的“耐受性”和“承受力”。屬于當代佛教密宗黑教的林雲大師關于“氣”的理論——“氣理學”,就是運用人的意念調節“氣”來提高人的“耐受性”和“承受力”的一種理論。面对社会环境中的种种复杂情况和不利状况,基督教通过另一种

意念----“圣灵”的引导,给人指明前进的道路。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许多宗教,都具有通过人的意念或信念提高人的“耐受性”和“承受力”的特征。

宗教的最佳面貌

许多宗教都有它们各自的最佳状态或最佳面貌,这种最佳状态或最佳面貌由宗教组织的成员对教义、教规和仪式的严格遵循形成。印度教认为生命短暂毫无意义,教导信徒要灭绝各种情绪,以行“现世之苦”求“转世之乐”。瑜伽就是印度教信徒的修行方法。瑜伽修行者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用意念控制人身体內部的器官和代谢系统,使身体各机能互相协调。瑜伽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完全的宁静、清澈的内心世界。瑜伽修行的方法有四种,每一种都有它的最佳要求。拿“般若瑜伽”來說,这种修行方法把平静、克制、脱离世俗、顺从、专注、忠诚视为精神的美德。修行者不断地询问“我是谁?”,通过修行,获得精神洞察力.另一种称为“卡尓麻瑜伽”的修行方法,它要求修行者不计个人得失地为他人服务。

佛教认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人的命运并不受更高的生命的主宰。佛不是神,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佛是了解人生中的种种苦难和问题并觉悟了的人。佛教相信“因果報應”(注1),認為人間苦難的根源在于“前世因緣”和“自我意識”。 生命短暂,人生中充满痛苦。佛在每一方面都是人,但与一般人不同,佛具有洞察人性、控制“自我意識”并进入“无我”状态的能力。佛教不是要人悲观地看待人生,而是要人直面人生的苦难和困境,觉悟到为名利财色而生的贪心欲望会使人陷入苦海,人生中的冲突都是因欲望而生,只有进行自我修炼,才能脱离苦海。佛教的最佳面貌就是“离苦之道”。罗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說:“佛陀将感受无差等的主题发挥到极致——生命就是受苦;此即其哲学的中心。如果你相信生即是苦难,并遵循佛陀的教诲,便能找到快乐。”(注2

(注1)“因果報應”可以看作一種“非物理”的“作用”、“反作用”的關系,與物理世界的“作用”、“反作用”的關系有“三點區別”:一是“作用”、“反作用”的大小一般不相等;二是“作用”、“反作用”一般不同時發生,有一個“時滯”,而且,這個“時滯”在有的情況下可以跨越一生一世,“前世”會影響到“今生”, “今生”的行為到“來世”才有“反作用”(也就是所謂“報應”):第三,“因果報應”的發生有某種“幾率”,并非一定發生。這“三點區別”是我對“因果報應”的概括。不過,從科學觀點來看,并沒有什么“前世”和“來世”。

(注2)罗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性·演化·达尔文》,林淑贞译,第459页,張老师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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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和佛教教导人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解脱或自由,并不要求人们作出努力來改变这个世界。基督教与此不同,基督教教导人们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印度教崇拜多个神,每个教徒还有自己所选择的神。佛教则是无神论宗教。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他到世上拯救世人的。基督教承认人有情感欲望,人要靠圣灵引导才能看清前途、走出错误。基督教的一神论是上帝(圣父)、耶稣基督(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基督教教我们要区分正义和邪恶,基督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而面对邪恶要进行斗争,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來改变这个世界。佛教的消极态度和无意改变这个世界,与基督教的积极态度和有意改变这个世界,适成对照,然而,这两者分别是佛教、基督教各自最佳面貌的写照。如果佛教徒立志要消除世上的苦难,而基督徒对邪恶听之任之,那就与佛教、基督教所要求的最佳面貌不一致了。
一神论宗教之所以长存并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巨大影响,也许与真理的唯一性有关。
如果在同一问题上存在两个真理,那么,人类社会就会是另外的样子。由于在人生的某些领域中难以区分真假、善恶,佛教才得以存在,而绝对的一神论认为神可以洞悉一切。从绝对的一神论要求看,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神多少带有折衷的性质,所以,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自己是“纯正的基督徒”,但不承认“三位一体”, 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God,大寫), 耶稣是神(god,小寫),是上帝(God,大寫)的儿子,但不

耶和华见证人总部(纽约布鲁克林)

是那位独一的上帝(God)。伊斯兰教是绝对的一神论。伊斯兰教徒称为穆斯林。在穆斯林眼中,耶稣基督不是神,神只有一个,就是真主安拉。服从真主安拉、遵循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生活就是人生的目标。伊斯兰教没有基督教那种人生來就有罪的“原罪”观念,伊斯兰教认为,神所创造的人有完美的结构,并没有被堕落之类的事情所污染。在神的创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自我”。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达到“无我”,而伊斯兰教重视“自我”,教人要与人心中的邪恶进行战争,认为这是比对抗外部敌人进行的战争更为重要的战争。伊斯兰教强调保持个人的自尊,强调人的行为重于观念,教人在改造自己时改变这个世界。“圣战”(jihad)的字面意义是“尽力”,引伸出的意义是正义的战争。伊斯兰教还有许多严格的教条和教规,如“念功”、“拜功”、“课功”、“斋功”、“朝功”。

对每一种宗教的最佳面貌进行描述是一件困难的事。上述描述并不完整,只能力求接近最佳面貌。事实上,用有限的文字去描述一个宗教“生命体”的最佳面貌,如同描述一个物种一样,总受文字本身的限制。每一种宗教的最佳面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不断探索,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在宗教组织的实践中把这种最佳面貌呈现出来。

宗教是人類文明“归属感”的重要因素

从脑科学角度看,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他们的脑內有一个信息加工的、相同的脑內框架。宗教或教派不同,这一“脑內框架”不同。例如,印度教要求瑜伽修行达到“三昧”境界。苦乐、冷热、荣辱等出双入对出现的感觉都弥散了,这时,也就消除了一切烦恼、痛苦、情欲。从脑科学角度看,瑜伽修行就是为了形成一种特殊的“脑內框架”。《圣经》的思想是基督徒的“脑內框架”。当一个人的大脑中存在某种“脑內框架”时,这个人的大脑中的“颞叶——边缘系统联系”就会有某种程度的阻隔。信仰愈虔诚,这一“脑內框架”愈坚固,大脑中的“颞叶——边缘系统阻隔” 愈深,大脑的决定愈不会随外界情况改变。这种“脑內框架”是脑的一定部位的神经连接和神经阻隔机制。当信息输入大脑时,在有关信仰问题上,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大脑就起着“固定输出”的作用。

不同宗教在信徒的大脑中安装了一个不同的“脑內框架”,所以,全人类一方面有相同的本性,有相同的人的本能和人的欲望,另一方面不同的人安装了不同的“脑內框架”,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的类别区分----宗教信仰的区分。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宗教中找到了“归属”。宗教是人類造成“个人归属感”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而这种“归属感”,也使人因信仰不同而疏离。宗教信仰的不同,这是一个比国家、地域、民族、种族更大的人类区分。(《多層次進化的統一理論》第八章第六節)2008-11-11

“第三千纪基督教”九信条(2009-6-30)

第三千纪基督教九信条

2009-6-30

【按】我是基督徒之友,不是基督徒,今天与一位在Brooklyn从事传染病防治的基督徒谈话,懂得了第三千纪基督教,现在把《第三千纪基督教九信条》贴上博客。——严家祺

1. 神包含真善美和爱,是独一无二的,是不能用人类语言穷尽的。用人类语言撰写的《圣经》也不能穷尽神。
2.
《圣经》是凝结的圣灵。
3.
当一个人心中充满圣灵时,他说的话符合《圣经》。

4. 当一个人不认识神时,教会、聚会所、《圣经》是引导人认识神的重要途径;当一个人心中充满圣灵时,他可以不依靠教会、聚会所、《圣经》随时随地、在任何情况下直接与神沟通。
5. “
第三千纪基督教将用一种新形式广泛转基督精神,这就是凡三人在一起谈及神时,三人就组成了教会。许多人在一起谈及神时更易组成教会。家庭教会就是第三千纪教会的一种新形式。
6.
神是真理、道路、生命。只有神,才能使人看到光明、看清道路和前途。
7.
语言并非思维的必要条件,语言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远胜于动物之间的沟通,人类凭藉语言脱离了动物界,并使人类的文明和精神财富得以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凡是与语言无关的人类行为,如统治、炫耀、倾轧、战争、掠夺、示爱、舞蹈
(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动物行为;当人类凭藉语言脱离了动物界後,正是人类使用语言使人经常(不是每一次)背离神,也正是人类依靠语言和传媒发展出动物所没有的刻意伪装和欺骗
8.
《圣经》是用人类语言撰写和翻译的,难免与不可穷尽的圣灵有出入,当一个人引用《圣经》的片言只语指责他人背离神时,往往是自己离开了神。
9.
有爱就有恨,爱和恨是人类的正常感情。的反面不是,而是不是人类感情,而是魔鬼在人心中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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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统治与管理不同,管理是人类行为,纯粹的统治是一种动物行为。炫耀、倾轧、战争、掠夺、示爱、舞蹈也一样,但当它们与人类语言相结合时,就不是单纯的“动物行为”。

(发表于《博讯·严家祺博客》2009-6-30,第7条有改动

2009年4月11日星期六

从科学角度看教廷与“进化论”和解

112009-4

從科學角度看教廷與“進化論”和解的意義

——為科學家、也為不接受“進化論”的基督徒而寫

(香港《前哨》月刊2009-4)

嚴家祺

今年210日,梵蒂岡宗座文化委員會主席、樞機主教拉伐西(Gianfranco  Ravasi)表示,“進化論”與“神創論”沒有抵觸。今年3月,羅馬宗座Gregorian大學將舉辦紀念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國際研討會。教廷新聞辦公室表示,研討會將對達爾文的貢獻作出“重要評價”,並從基督教信仰角度考察進化論。

基督宗教包括三大分支——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習慣稱基督教或新教)和東正教。羅馬天主教教廷公開宣佈與“進化論”和解,這將逐步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中傳佈開來,為愈來愈多的基督徒接受。當然,還會有許多基督徒會引用《聖經》中“上帝造人”的詞句,繼續否定“進化論”,但基督教世界接受“進化論”的大趨勢已無法改變。

達爾文《物種起源》的震撼

在達爾文以前,在物種起源問題上,人們認為,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上帝創造的。《聖經·創世紀》說,地上的各種生物,昆蟲、魚、鳥、野獸、人都是神創造的。這就是“神創論”。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在倫敦出版。書中用大量資料證明瞭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在遺傳、變異、生存鬥爭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了“自然選擇”學說。“自然選擇”學說的要點是,所有生物產生出的後代遠比生存下來的多,具備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的生物就活了下來,不利變異就被淘汰,在這樣的“自然選擇”過程中,通過遺傳和變異,就形成新的物種和生物的進化。在達爾文看來,不是任何外來力量,不是神,而是自然選擇,才是生物進化的動力。

從上述文字來看,“進化論”明顯與“神創論”是衝突的。於是,150年以來,基督教世界為了捍衛“神創論”,發動了對“進化論”猛烈批判,攻擊達爾文學說"褻瀆聖靈"。雖然教皇庇護十二世(Pius )在1950年首次提出支持研究“進化學說”,教皇保羅二世(John Paul Ⅱ)在1996年在演講中宣稱進化論“不止是一個假說”,科學發現使進化論成為“有意義的論點”。但總的來說,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還是在宣講“神創論”——“上帝造人”的同時,對進化論持否定、反對態度。

20057月,天主教樞機主教蕭伯恩(Schonborn)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在自然中發現設計》,提出生物系統的“智慧設計”特點見證了上帝的創造。這就是“智慧設計論”。這是新版本的“神創論”。20058月,布總統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公立學校應該同時教授“智慧設計論”和“進化論”。自此引發了“智慧設計論”和“進化論”的爭論。美國基督教會又發表出版了許多批判“進化論”的著作和文章。

“目的論”和“反目的論”

“神創論”與達爾文“進化論”的衝突,是“目的論”和“反目的論”的衝突,這是“神創論”與“進化論”不可調和的根源。

要解釋事物或現象,需要指出原因。古代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提出“四因說”。所謂“四因”,是指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也就是說,要解釋事物或現象,需要知道它的物質成分、形式、形成的動力和目的。亞里斯多德把“目的因”稱為“終極因”,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1617世紀,由於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笛卡兒、牛頓一大批科學家的努力,一種新的世界觀開始發展起來。人們越來越不接受用“目的因”來解釋自然,而越來越用自然本身的原因來解釋自然,这是“反目的论”。

“目的論”(teleology)是一種世界觀,是用某種目的或結果來解釋事物的學說。科學的興起和發展,使“目的論”世界觀日趨衰落。到17世紀,“目的論”已備受批評。在達爾文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前,“目的論”的世界觀又有局部恢復,如康德、黑格尔。康1724—1804年)沒有在科學的領域中恢復“目的論”。他在1790年出版的《判斷力批判》,是一本詳盡探討“目的論”的著作。康認為科學處理的“現象世界”是不能與“精神世界”混淆的。比康還要晚出生近半個世紀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1770---1831年)在19世紀上半葉復活了“目的論”。黑格爾認為,世界最終有一個目的,普遍精神通過人類歷史而不斷展開,朝著世界最終目的發展。黑格爾是一個揭示運動和變化的哲學家,與1617世紀的“機械的”世界觀相比,黑格爾的世界觀是有機的,他從演變中觀察事物,可以說,黑格爾的哲學是“有目的”的演變論,即人類為實現上帝的旨意在這個世界上不斷奮鬥的演變的哲學。

生物世界有大量“合目的性”現象

在生物世界中,人們可以看到許多類似有目的的現象,或者說,叫做“合目的性”現象。例如,蒲公英的種子上長著銀色的毛,像一個個降落傘,似乎是為了讓風把它吹到遠方,在適宜的地方生根、發芽。櫻桃、蘋果為鳥類提供食物,似乎又是為了鳥類把它們的種子散播到各處。還有一些植物生長出難聞的氣味、毒素來驅趕其他生物。雄孔雀長出美麗的羽毛來吸引雌孔雀。就是那些並沒有表現出完整生命特徵的噬菌體,也有某種“合目的性”。一些噬菌體長出幾條尾絲,是為了把自己的DNA注射到宿主體內。生物與非生物相比,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生物的形態發生和行為看上去有某種“目的性”,似乎是指向一個具體目的。人為了獲得更多、更好的糧食,在植物中選出小麥和玉米,大量栽培和種植,這是一種明顯的“有目的”的行為,而邁克尓·波倫說,所謂農業,不過是一些植物為了“讓動物來幹活”的一種策略。小麥和玉米為了使自己更好地蔓延,“煽動人類砍倒大片森林,以便種植它們而騰出空地,而花朵的美麗貫穿所有文化;植物是這般吸引人,這般有用、這般可口,它們激勵人們去種植、去運輸、去讚美”。(注1生物世界所存在的這些“合目的性”現象,在許多基督徒看來,正是說明神的存在和神創造生命、創造人時的設計。

達爾文從生物學中驅逐了“目的論”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進化是生物通過鬥爭增加生殖成功來適應局部環境。“自然選擇”是作用於生物無傾向的變異上、通過使生物的優勢變種造成更大的生殖成功率而使生物群體逐代改變的現象。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種“無目的”的進化論。進化過程沒有目的、沒有方向,一切都是偶然的、隨機的。達爾文並未否定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的作用,只是把它看作比自然選擇次要的進化機制。自然選擇沒有目的性,由於適者生存的作用,卻造成了生物的進化。

達爾文的進化論,既繼承了1617世紀科學革命的精神,從生物學中驅逐了目的論,同時,又克服了機械論的局限性,用進化的觀點看待世界。

然而,達爾文“無目的”的演化論中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偶然的、隨機的演化----從簡單分子到大分子、從大分子到形成生命、形成腦、形成人類----所有這些演化過程都需要時間。“無目的”的演化論之所以造成進化,依靠的是一種“偶然的、“隨機的試錯法”的進化模式。物理學家傑拉尓德·施羅德(Gerald R·Schroeder)認為:“概率論表明,在可資利用的時間內,比如500萬年至700萬年中,生物如果嚴格遵循隨機的試錯法進化模式,它們將沒有足夠的時間進化到今天的複雜狀態。”“即使變異率比目前基因活動中觀察到的高100萬倍,從黑猩猩進化到人類階段也需要經歷令人驚駭的1億代。如果假定變異率正常,那麼需要的時間將是上千億代。”(注2

施羅德的理論是對“隨機的試錯法”進化論的重大挑戰,但施羅德的理論忽視了“環境”的變動性。“環境”由“物理環境”和“活環境”構成。在純粹的“物理環境”下,“隨機的試錯法”的進化過程需耗時久遠,但當“活環境”因素介入進化過程時,隨機的進化過程就大大加速了。“活環境”“活”的程度是分級的。蚯蚓的“活環境”沒有魚類的“活環境”“活”;老虎的“活環境”程度比不上黑猩猩的“活環境”“活的程度”, 黑猩猩的“活環境”“活的程度”又比不上人類。人類社會的“活環境”——“活的程度”是不斷提高的。人類的“有目的”的活動又大大地提高了人類社會的“活環境” “活的程度”。正是因為人類的起源與“前人類個體”互動的“活環境”是分不開的,這種“活環境”,大大加速了人類作為一種新物種的形成。

現代科學與“目的論”的融合

17世紀到20世紀中葉,從牛頓、達爾文到愛因斯坦,科學發展的大趨勢是一步步把“目的論”排除出去,而當代分子生物學、基因研究和高速電腦技術的發展,又开始为“目的论”以新的方式进入科学开辟了道路。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科學與“目的論”格格不入。那麼,今天可以說,現代科學正在開始與“目的論”融合。

所謂“目的”,是現在尚未實現、而希望、要求實現的一種狀態。有了一定“目的”,人在行動前,就要對已經瞭解的情況進行分析研究並進行設計,“目的”就是人腦在分析研究設計時對輸入資訊加工的規格要求。設計過程是一定條件下為實現“目的”的“最優化”過程。人類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設計”-----建築設計、机械设计、電路設計、藥品設計、人造物種設計,都是尋找“特定時空結構”模式的過程,是使“特定時空結構”模式通過人腦的分析研究﹐形成某種思想觀念,並把它描繪在“設計圖紙”上的過程。

在過去,物種的形成是通過漫長的自然選擇或多代的人工培育,今後,隨著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新物種可以靠按照“預定目的”設計、通过“人為”途徑形成,也就是說,可以將不同來源的基因(DNA分子),按預先設計的藍圖,在生物體體外構建雜種DNA分子,然後導入活細胞,改變生物的原有遺傳特性,獲得新的生物物種。這種途徑就像用人工方法合成各種各樣的新化合物、新藥物、新毒品、新材料一樣,不同的是新物種的設計、製造更為複雜。

設計過程”與自然界中的生物進化過程相比,大大縮短了新物種的形成時間,設計過程”在人的思維中完成了大自然中真實發生的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的“修補過程”。對一個生物體來說,“適應環境”就是“目的”,“適應”是生活在一定環境下的物種對生物體如何改進自身的結構、體腔、形態、性狀的一次又一次的“修補過程”,通過一次又一次的“修補”、 經過一代又一代的漫長的進化過程以符合“環境的規格要求”。當為了某種“目的”,或使某種物種的生物“活”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即“目的环境”)中,“特定環境”本身成了“規格要求”。 “自然環境”和“目的環境”都是“環境”“設計”一種新物種,就是用一次(或二次)設計代替“自然環境”中長年累月的進化。由於生命現象的複雜性和神秘性,過去,人們認為,如此複雜而精巧的“設計”只能由神來完成,今後,人類也可以設計各種各樣的生物物種了。

為不接受“進化論”的基督徒而寫的話

上面的話,是用科學的語言、為一般人寫的。下面這一節的話,是專門為不接受“進化論”的基督徒而寫的。不過,非基督徒也可以看看。

基督徒啊,你們是否知道,神是用我們的肉眼看不到的,人可以通過閱讀《聖經》認識神。神就是真理、道路、方向。我们认识神、寻找神,是为了神能够在我们迷失方向时指引我们前进。然而,《聖經》需要從“整體”上瞭解,《聖經》的某一句話,可能翻譯錯了,它不能等同於《聖經》。而且,神是不能用我們人類的語言文字窮盡的。《聖經》的整體所包含的“精神”就是“聖靈”。《聖經》說“上帝造人”,是指上帝給我們人類以理性、良心、認識神的能力和改造環境的能力,並不是指其他意思。“進化論”本身,不僅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項成果,而且也是神賦予人以能力,去認識神的一條途徑。“進化論”與對神的信仰完全不衝突,正像哥白尼的“日心說”不符合《聖經》的個別字句而與對神的信仰不衝突一樣。拿了《聖經》上的片言隻語來反對“進化論”,就像過去拿了《聖經》上的片言隻語來否定地球繞太陽轉一樣。

当然,達爾文的“進化論”,也不是“句句是真理”。“進化生物學”是一門科學,科學是要隨著新發現的事實不斷修正的。二十世紀以來,DNA的發現、分子生物學、基因研究、系統生物學的發展,對達爾文150年前的理論作出了許許多多修正,但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下面的文字,又是對一般讀者寫的,基督徒不妨也可以看看。

一條永恆的金帶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寫了一本書《GEB----一條永恆的金帶》(由Basic Books出版社1979年出版,1999年發行新版。)GEB是數學家Gödel、畫家Escher和作曲家Bach三人名字的首字母。霍夫斯塔特把他們連在一起,看到了三個很不相同的領域——数学、绘画、音乐中的關係。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嘗試把生物學的遺傳機制用数学的“形式系統的語言表示出來,他認為,生物體進行自我複製的遺傳機制與“形式系統中的自我相關機制”之間存在著“同構關係”

霍夫斯塔特關於“‘生物體進行自我複製的遺傳機制’與‘形式系統中的自我相關機制’同構”的看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霍夫斯塔特的“同構”,已不是代數系統中的同構,而是一種“廣義同構”。

“廣義同構”

同構(isomorphism)是與數學中與“代數系統”有關的一個概念。在數學中,“代數系統”由“集合”與“代數運算”兩者構成,如“所有整數”(這是一“集合”)與“加法”( 這是一“代數運算”)構成一個代數系統。加、減、乘、除是普通運算。“代數運算”與普通運算的區別在於,“代數運算”在“集合”上是封閉的,也就是說,“集合”中兩個元素經過運算後仍在“集合”中。“所有整數” (這是一“集合”)與“除法” 這是一“代數運算”)就不構成一個“代數系統”,因為“除法”會產生分數,分數跑到“所有整數”這一“集合”外面去了。

一個“代數系統”可以有一個運算,也可以有多個運算。

所謂“代數系統”,就是帶有有限個“運算”的“非空集合”。這裏,“集合”可以是數的“集合”,也可以是其他元素組成的“集合”。例如,一個特定細胞中的所有蛋白質分子、成都動物園的所有熊貓、太陽系中的所有行星、解決一項危機的所有方案,都是“集合”。“集合”有有限與無限之分。“一個城市中的所有人”是“有限集合”,“實數集”是“無限集合”。

同構(isomorphism)是兩個“代數系統”中的元素可以建立一一對應關係、經過運算還保持著一一對應關係的兩個“代數系統”之間的關係。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R·Hofstadter)在他寫的《GEB----一條永恆的金帶》一書中,引進了“同構”概念。他說:“同構本質上是一種映射,通過這種映射,一個系統的結構可以用另外一個系統表現出來。”  (注1)霍夫斯塔特說,在唱片和音樂之間存在著同構,唱片紋溝的深淺可以和音樂曲子中的強弱一一對應起來。霍夫斯塔特的“同構”,已不是代數系統中的同構,而是一種“廣義同構”。

霍夫斯塔特關於“‘生物體進行自我複製的遺傳機制’與‘形式系統中的自我相關機制’同構”的看法有重要意義。我《人造物种世纪的来临》一文(纽约《世界周刊》200832日)中,谈到“每一物种都是一个自恰的”形式系统”,任何一種物種的生物的發育、生長過程,都可以用一個“形式系統”來表述。物種的不同,可以表述為與這一物種相應的“公理”和“運算法則”的不同,而“公理”和“運算法則”儲存在DNA中。研究各種物種與各種形式系統之間的“廣義同構”可以闡明生物進化的規律性。

 

“自然環境”中的進化

與“目的環境”中的進化

在“目的環境”中,設計(通過思維過程中的“最優化”)出來的物種能比較迅速或非常迅速符合環境的規格要求,也就是說,適合或適應環境。“自然環境”中的進化是靠無數次一小步、一小步“試錯法”完成的,“目的環境”中的進化是靠一次、兩次或若干次思維過程中的“最優化”、靠有意識的設計完成的。在設計時,腦對輸入資訊進行加工,“目的”成了資訊加工的“規格要求”,使有“目的”的設計(一次、兩次或若干次設計)代替了一代又一代的漫長的進化過程,可以說,“目的環境”大大加速了進化。所以,可以說,“自然物種的形成”和“人造物種的製造”兩類看起來非常不同的現象,它們之間有著一種“廣義同構”關係。從純粹數學的角度來看,基督教說“上帝造人”(設計、製造預定長相、體質以及部分性格、氣質、智力的人和各種生物)與達爾文說“自然選擇”,兩者所創造或形成的“集合”可以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就像在唱片和音樂之間存在著同構、唱片紋溝的深淺可以和音樂曲子中的強弱一一對應起來一样。从数学上说,在唱片和音樂之間存在著同構,“目的環境”的“設計論”和“自然選擇”的“進化論”也存在着“廣義同構”。

宗教與科學各有自己的領域

宗教與科學各有自己的領域。科學沒有“禁區”,科學研究自然、社會、人的思維和各種精神現象,包括人生、各種宗教、宗教思想。然而,人生意義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宗教探索人生意義。過去基督教對哥白尼“日心說”的批判、反對,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對“進化論”的批判和反對,也已經證明是錯誤的。科學家也不應當去干預宗教對“人生意義”的探索和追尋。

我非常高興看到教廷與“進化論”和解。我認為,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大事,有四大意義:

1)為進化生物學的發展掃清了道路

2)為基因、幹細胞研究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3)為二十一世紀“人造物種”的研究和製造自然界沒有的“新物種”掃除了宗教意識形態的障礙:

4)大大有助於基督教在全世界包括在科學界的傳播

 

 

(注1)邁克尓·波倫:《植物的欲望》,王毅譯,第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注2)轉引自邁克尓·G·澤依:《改變人類命運的科技力量》,牛宇閎譯,第242—243頁,機械工業出版社,北京,2002

2009-2-27  写于纽约)

2009年1月7日星期三

金融风暴成因论

金融风暴成因论

   严家祺(写于2009.1.1,将刊香港《前哨》杂志)

追踪美国整体股市表现的道琼Wilshire 5000指数( Dow Jones Wilshire 5000 Float Index )显示,2008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73000亿美元。2008年中国A股蒸发了2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股票族每人损失38万元。全球股市共锐减30万亿美元。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怎么就“蒸发”不见了?就像自然界的“风暴”突然发生一样,似乎找不到“主谋者”。当民众的钱财因金融风暴突然流失时,政府也大喊“救市”。“金融风暴”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多数首脑人物对金融风暴一窍不通

台风、飓风是自然界的风暴,在气象学产生前,没有人能了解台风、飓风的成因和规律。在今天,金融风暴发生时,没有一个政治家、总统、总理、首相了解金融风暴的全貌和真相。就是许多银行家、经济学家,也稀里糊涂。一些大银行、大投资公司突然倒闭了,生存下来的大银行,也感到惊心动魄,不知道那一天自己也要垮台。美国还有二十多家银行,涉嫌欺诈。那些银行家虽然得到了许多钱,但他们并看不清金融风暴的全貌。

在每一个国家中,总有那么几个人,如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和经济学家,会把金融风暴的成因和本国如何度过金融风暴的困难说得头头是道,让一个个总统、总理、首相随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不少首脑是名副其实的“傻瓜”,他们根本听不懂,而且听了也没有感觉。他们参加国际会议,面对银行家、金融专家的讲话,从来不能发表“即席意见”,不会“对话”。而那些银行家、金融专家,早就把这些首脑人物看作货真价实的“傻瓜”。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美国人大吹“日本世界第一”。几个日本首相,如宇野宗佑、海部俊树,沉醉于日本经济腾飞、歌舞升平的“泡沫”中,结果,迎来了巨大的“金融风暴”和长达十七年的经济衰退。这次金融风暴又一次打击了日本经济。

全世界只有很少人大致了解金融风暴的全貌

要了解金融风暴的全貌,其前提有三:一是要了解全球主要国家金融状况及其变化;二是要了解全球资本的流动、全球证券市场、黄金市场的变化;三是要了解几十个金融巨头的想法。现在能做到这三点的人,少之又少,大概全世界只有很少人,包括几个大银行家能做到这三点。就是这么很少几个人,也不能说完全了解,只能说大致了解,就像过去人们不了解台风、飓风、洋流的成因和变化一样。

事实上,要做到上述三点并不难,只要象瑞士国际清算银行那样,建立一个比国际清算银行信息中心更完整、更全面、更快速的“全球金融信息中心”,由数十个“模拟金融巨头”和金融专家每天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讨论,就可以了解“全球金融状况及每时每刻的变化”。

当我们把“金融风暴”当作一种科学研究对象詳加研究後,当“金融风暴学”变成“通俗知识”後,我们许许多多人,即使不是金融专家、不是大银行家,也能了解“金融风暴”的成因和全貌。到那时,“金融风暴”就不会象今天那样强烈了,也许能被人类控制了。这时,我们的政治家、许多首脑人物,也不再是“傻瓜”。这篇文章,尝试用“大尺度时间观”来观察全球的“金融现象”,为一些有兴趣的人研究“金融风暴”打开一条思路。

“金融风暴”和“自然风暴”的区别

台风、飓风是“自然风暴”,都是高风速的热带气旋,是一个由云、风和雷暴组成的巨型的旋转系统。中国称为台风,美国叫做飓风

“金融风暴”与“海啸”、“台风”、“飓风”一样都有“突发性”和“毁灭性”,但在形式上不象“海啸”,而更接近自然界的“风暴”。但与自然界的“风暴”有四点不同:

第一,“自然界风暴”中的“个体”是一个个“水汽”和大气分子,他们没有“自主行为能力”,而“金融风暴”中的“个体”,是“银行家”、“政府”、 “企业家”、 “贷款者”、“债权人”、“股民”和“存款者”,他们都有“自主行为能力”。

第二,“自然界风暴”中的“个体”大小相差不大,而“金融风暴”中的“个体”非常不同,一个大银行家,其“行为能力”是一个“小股民”的几万、几万万倍。20089

第三,“自然界风暴”中的“个体”没有“智力”,既没有“骗子”,也没有“傻瓜”。而“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中,既有格林斯潘那样的“聪明人”,又有马多夫这样的超级大骗子,还有无数上当受骗的“傻瓜”。不过,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金融风暴学”中,“傻瓜”(simpletons)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理想的“消费者”在许多方面都是“傻瓜”,许多热衷于“期货”、“期权”的“投资者”既是“赌徒”,也是“傻瓜”。

第四,“自然界风暴”的“动力源”是太阳辐射能、地球引力、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这些是“外在动力”,而“金融风暴”的“动力源”是“内在的”,是“股民”、银行家的“投资能力”和“放贷能力”。

过度“超前消费”是金融风暴首要成因

这次金融风暴如此激烈、如此严重,第一个原因是,与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普遍化的“超前消费”生活方式有关,与许许多多人远远超过自己收入的“超高消费”、“超高奢侈”有关。

超前消费”需要借贷,适当的超前消费”有助于货币流动,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一个经济体来说,超前消费”普遍化程度有一临界点——我把它称为“Y点”(可以用一数学模型严格定义“Y点”),超过这个限度,这个经济体的运转就会不灵。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超前消费”生活方式之上的,而且看不到有一个“S点”。弗里德曼把“消费者”的收入分为“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把“消费者”的消费分为“一时消费”和“持久消费”两类。他认为,消费者可以不“量入为出”,可以动用他“未来的预期收入”。例如,一个人在30岁时向银行借贷卖下一栋房子,到60岁时还清贷款。在30年中,他负债而有自己的房子,实际上是动用他“未来的预期收入”。按照“量入为出”的消费方式,这个人要到60岁才能卖得起同样的房子。所以,在这个人3060岁的时间内,他依靠“超前消费”,比“量入为出”的人过得要舒服得多。然而,这只是一种在“理想状态”。在现实中,这个人在60岁前往往会失业、生病或者遇到意外,他无力再还贷款。现在美国极大多数人都实行这种“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其中,“次贷危机”涉及360万户购房者,如果每栋房屋以20万美元计算,总贷款就达7200亿美元这些“购房者”利用“贷款”机制已经在“超前消费”了。这次美国的金融是在超前消费”的普遍化程度超过了Y点这一限度而突然发生的。在这次金融风暴中,许许多多投资者发现自己投资的钱“蒸发”了,实际上,是“投资者”的一部分钱已经被那些“超前消费者”、“超高消费者”、“超高浪费者”化光了,这就是股市的“蒸发”。

如果政府过度开支或依靠过度发行国债来“超高消费”(如北京奥运、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盖豪华的政府大楼)、把钱用在不能增进民众福利的地方(如背离本国国家利益、不得人心的战争)、这也是促成“财富蒸发”的因素之一。

 

人类史上的第三种“财富掠夺形式”

造成这次金融风暴的第二个原因是对金融工具缺乏严密的法律规范,一些聪明头脑设计了种种复杂的金融工具——特别是某些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系统中充斥着层出不穷的欺骗,包括非法的欺骗和现在仍合法的欺骗。非法的欺骗如华尔街资本管理人马多夫一人就制造了高达500亿美元的骗局。更多的是借助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合法的”欺骗”。投资人的钱另一部分就被大大小小的聪明“脑袋”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转移到他们口袋里了。

金融工具可以分为“基础性金融工具”和“衍生性金融工具”。“基础性金融工具”包括本国货币、外汇、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衍生性金融工具”是通过预测汇率、利率、股价等的未来市场行情变化趋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的方式签订各种远期合约或互换金融产品等交易方法的金融工具,如“股指认估期权”、“股票指数期货”、“信用违约掉期”(CDS)。CDS是一种高风险资产的“违约保险”,当出现债券违约时,持有CDS的公司必须及时支付违约款项。到20083,CDS的规模就达到62万亿美元。

由于近二十多年来“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的“创新”,交换过程被无数复杂的金融工具弄得不透明了,而且,由于交换中存在着一般投资者难以弄清楚的“时滞”(Time Lag各种各样的“期权”和高“杠杆”形成的高风险,这样,“聪明人”可以凭借他的“脑袋”设计出形形色色的衍生工具,使“投资者”在高“回报”的承诺下盲目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和股票不同,股票市場會膨脹,股票升值人人受惠,股票下跌無人倖免 。购买“金融衍生工具” 是一种购买者同意下的“财富转移”方式,和賭博一樣,有人賺錢的話必定要有人輸錢,与一般赌博不同,许多购买者是在弄不清金融衍生工具的“赌博规则”的情况下购买的。所谓“金融衍生工具”就是利用杠杆原理”,用少量的钱,买进或卖出许多倍金额的证券的“购买权”或“卖出权”。在市场走向和你买卖证券的“目标”相同时,就可以赚到数倍、数十倍的钱。而金融市场从业员的收入是和买卖“衍生证券”所赚的钱成比例的。

1986年,全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为02008年超过300万亿,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5倍。这么巨额的“衍生产品”的交易,给从事于交易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带来了巨额财富。仅华尔街就集中了35万个金融从业人员,2006年每人平均所得到的“奖金”是30万美元,而一些高层主管可以拿到几百万美元。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资行的全年薪水支出就高达700亿美元。当那些投资银行“高管”离职时,还可以拿几千万美元的遣散费,一年前,美林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离职时得到了6600万美元的报酬。这些“价值”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他们“创造”的,而是把数以万万计的“投资者”的钱在没有真正盈利的情况下,转移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了。这是人类史是继“战争掠夺”、“权力掠夺——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以来的“第三种掠夺”——“金融掠夺”他人财富的形式。当金融风暴发生时,成千上万“投资者”(包括401KIRA退休帐户)发现他们的钱“蒸发”了。

由于“金融系统”中的“个体”非常不同,一个大金融机构、大银行家,其“行为能力”是一个“小股民”的几万、几万万倍。当马多夫那样的人进行欺骗时,加上无数依靠“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的当前不违法的“欺骗”,其后果就极其严重了。

“一只看不见的手”不足以调节市场经济

金融风暴的第三个原因是把“市场经济”理想化,政府对金融系统监管不力。与“理想市场经济”相比,“实际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在“自主行为能力”上、在获取交易信息上是不平等的。交易的双方往往不能看清对方,市场是“不透明”、“不完全透明”或“半透明”的。交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时滞”。在“资本市场”中、特别在“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到处有“市场黑洞”,这就成了金融欺骗的温床。马多夫的骗局不可能在一个“农贸市场”得逞,却可以在“资本市场”中通行无阻,就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透明性”。 如果说,商品市场和一切“理想市场”可以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那么,可以说,交易数量超过300万亿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是由若干个看不见的聪明“脑袋”所设计、控制的。这些“脑袋”,包括马多夫的“脑袋”。当许多国家的政府以“市场经济”的原则调节经济时,巨额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使政府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而难见成效。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理想市场经济的理论,弗里德曼的理论也无法说明今天信息时代的实际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不足以调节实际的市场经济。在实际市场经济中,既然存在若干个“聪明过人”的、有巨大行为能力的“脑袋”,那么,也就需要比这些“聪明脑袋”还要聪明的政府去监管他们的投机行为。美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监管不力,是造成这次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化”造成了“金融风暴”规模的扩大

本世纪第一天,我在香港发表的一篇文章《“全球化”中的商品、技术、资本、人的流动》中说:“近二十多年来,人类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里最大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二百多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总收入相当于全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几万家跨国公司控制了70%的世界贸易;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成为可能;三是愈来愈多的国家放松或取消外汇管制,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市场,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前哨》200111日 )在同一天发表的《新纪元的“时间观”》一文中说:在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如果没有什么突变,中国将踏入WTO门槛,跨国公司将在中国长驱直入,外国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将在中国设立越来越多的分支机构。不出几年,中国社会上的私人存款将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流入外资银行,私人外币存款就更不用说了,百分之九十将转向外资银行。以光速流动的资本终于突破中国的国界,把中国卷入全球性金融风云变幻之中。资本只有一个本性,总是向着报酬率高的地方流动,当资本如潮水地流向中国时,中国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当中国腐败日愈加深、银行呆帐日益扩展,经济泡沫日益显露时,外资就会如同潮水般地撤离。”(《争鸣》200111日)可以说,这次金融风暴遍及欧美中日,与“全球资本”的“光速流动”密切相关。

建立“三类金融信息和安全中心”

近二十年来一次又一次金融风暴,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只是部分地反映了真理,这一“理论”是二十世纪理想市场经济的理论,它与实际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为了说明二十一世纪的实际市场经济,需要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模型,建立“可调节的、透明资本市场的经济理论”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互联网愈来愈发展的今天,为防御金融风暴,需要通过“立法”,需要有比人类个体“更聪明”的“脑袋”来从事“监管”。为此,需要建立三类金融中心。

第一,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巴西等国以及欧盟,各自可以建立自己的“全球金融信息中心”,每时每刻分析、研究全球金融状况。

第二,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中心”或“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保障各自国家内的“金融安全”。

第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全球金融安全中心”。

人类史上的第三种“财富掠夺”是金融界少数“聪明人”对几十亿“量入为出”的普通人劳动成果的掠夺。当每一个国家、当全球建立了上述三大中心、把金融系统中的“聪明人”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击破金融界一个又一个“聪明人”的“金融骗局”。

自由的市场经济要和“金融安全”相结合,一些经济大国有必要制订《金融衍生工具法》,把“资本市场”的“透明化”、防止“金融欺骗”、消除“金融黑洞”考虑进去,制止和防止全球性的、大规模的“金融掠夺”。

(写于2008-12-302009-1-1修改,纽约,2009-1-7在网上发表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金融风暴成因论》中的几个数字:

2008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73000亿美元。

2008年中国A股蒸发了2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A股股票族每人损失38万元。

2008年全球股市共锐减30万亿美元。

2007年全世界所有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543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美国“次贷危机”涉及360万户购房者,如果每栋房屋以20万美元计算,总贷款就达7200亿美元

华尔街资本管理人马多夫一人制造的骗局,金额高达500亿美元。

1986年,全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为02008年超过300万亿,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5倍。

2006年华尔街集中了35万个金融从业人员,每人平均所得到的“奖金”是30万美元,一些高层主管可以拿到几百万美元。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资行的全年薪水支出达700亿美元。

2007年,美林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离职时得到了6600万美元的报酬,20089月在金融风暴中被美国银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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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北京中国科技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首脑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联邦中国购想》、《霸权 论》、《多层次进化的统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