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家行为体
§2·1 “国家有机体論”剖析
国家有意志、有行为能力，国家的各个部分通过一定方式联系在一起。国家的这些特征自然地导致一种关于国家的学说——“国家有机体论”的产生。
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前九年，即1850年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就提出社会进化的思想。斯賓塞认为社会通过劳动分工而进化，从无分化的游牧部落发展到复杂的文明社会。斯賓塞还从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那裏借用了把社會看成為一個「複雜有機體」的觀念，斯賓塞提出國家是一種「有機體」。他把國家有機體的「政府」與動物機體的中樞神經，都看作為調節系統；工業則相當於動物機體中的消化系統，鐵路電報可以與動脈靜脈相比擬。斯賓塞認為分化、發展的社會優於單調、靜止的社會。他說，人類社會進化與「獨立有機體身上」「結構的連續改進」類似，「一切具有高度活力的動物，通過各部分的較大的個體性——通過這些部分在性質和功能上的較大差別，而與具有較低活動力的動物區別開來。」「人類事務中可以觀察到的變化也仍然是趨向個體性的更大發展——仍然可以描述為『一種個體化的傾向』。」 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自然選擇學說」，在1850年尚未公開發表。看來，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思想，最早形成時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無關。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影響遠遠超過斯賓塞，《物種起源》出版後，「生物進化論」思想廣為傳播，而斯賓塞由於鼓吹「讓自然的競爭過程淘汰那些有缺陷的有機體」，認為這是「更明智和更善良的做法」，這使斯賓塞被人視為「社會?爾文主義者」，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因而蒙上了一層陰影。
德國政治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學》一書，在斯賓塞和達爾文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的「國家有機體論」。拉采爾說，國家是一種有空間性的有機體，具有生長、擴張、衰亡的生命周期。作為「有機體」，國家的活動受頭腦操縱。國家又象一棵大樹，紮根在土壤中，這使國家這種「有機體」具有「空間性」。拉采爾認為，國家是通過擴展「生存空間」擴張領土來增強自身力量的。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基倫(Rudolf Kjellen)也把國家視為「有機體」，他認為國家是一種人格化的、具有感覺和理性的生物，有出生、發展和衰亡的規律。在1917年，基倫首創「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一詞。基倫的思想引起了德國人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的注意。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豪斯浩弗在慕尼黑大學開設地緣政治學課程，創辦了《地緣政治學》雜誌。豪斯浩弗主張國家與生物一樣需要生長和「生存空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豪斯浩弗竭力為德日兩國侵略擴張政策和謀求世界霸權服務。
國家有機體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納粹的「生存空間」說在豪斯浩弗那裏聯成了一體，實際上，它們之間是有區別的。國家有機體論的產生早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社會達爾文主義把「自然選擇、適者生存」運用到人類社會上，而納粹主義則借助於「生存空間」和「地緣政治」概念為德國的擴張、侵略辯護。
「國家有機體論」揭示了「國家」與「有機體」類似或相同的特徵。我們通常把植物、昆蟲看作有機體，廣義的有機體是一種能與周圍環境發生交互作用的、能導致自身內部結構發展和變化的結構體，有機體具有選擇環境和適應環境的能力。植物、動物、人、企業、社團、國家都具有這些特徵。從系統論觀點看，把國家與有機體類比，有助於從「國家」與「國際環境」的互動中分析、研究國家的變化和「國家」作為「一般有機體」的特徵。從系統論觀點看，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市場」與物理學中「自洽場模型」一樣，兩者都忽略了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市場中的獨立個體只對市場中商品價格作出反應，在「自洽場」中，每個個體，即每個電子只是獨立地對自洽場的平均勢有反應。把「完全競爭市場」與「自洽場」相比，並不是把「經濟現象」還原為「物理現象」，同樣，研究「國家」作為「一般有機體」的特徵，並不是把「國家現象」還原為「生物現象」。
§2.2 作為「行為體」的國家
上一世紀二戰後，儘管在美國斯皮克曼(N.J.Spykman)等人仍在推動地緣政治學的發展，但在世界範圍內，地緣政治學總的來說衰落了，「國家有機體論」更是少有人提起。
然而，在分析國際關係時，沒有人能否認國家能作出「行為」，國家有「目標」，國與國之間力量對比有大小不同，一個國家能強迫另一個國家服從它的意志。總之，國家是一種「行為體」。英國國際關係理論家愛德華．卡爾(E.H.Carr)不僅認為國家有「行為」，而且有「道德」問題。卡爾認為，由於在國際社會中不存在一個權力機構能對國家行為進行道德上的評判，致使國家行為往往比個人行為更加不講道德。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國家行為是由對權力的追求驅使的，無論戰時還是和平時期，無論戰爭還是外交，國家行為動機和個人行為動機有類似性，人為了自身的安全追求權力，而國家為了本國的利益追求權力。
20世紀五十年代，隨著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的興起，國家作為「行為體」概念得到政治學界的廣泛認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是行為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多伊奇不僅把國家視為「行為體」，而且把各種利益集團、國際組織視作「行為體」。他在《國際關係分析》一書中，研究了地區和全球的「一體化」問題，實行一體化通常意味著由部分組成整體，即將原來相互分離的單位轉變成為一個緊密系統的複合體。」 卡爾．多伊奇把民族國家或聯邦，看作為一體化過程中產生的「有共同政府的」「混合的安全社會」，他認為，民族國家或聯邦，並不像「有機體」，因為「它們的產生不是通過一個固定的先後階段的生長過程，類似蝌蚪變成青蛙、小貓變成大貓那樣。一體化倒更像一條裝配線過程。在歷史的進程中，猶如裝配一輛小汽車，一體化共同體的所有共同成份與方面被組合起來。只要所有必需的成份最終都能合併到一起，各部分組裝次序的先後，對於小汽車製成後的性能，影響甚微。」
卡爾．多伊奇沒有意識到，組裝小汽車與有機體的形成，都是「一體化」，前者是人工的一體化，後者是自然界中經過億萬年演變而形成的一體化——自然的一體化，前者是簡單的、機械組合的一體化，後者是複雜的、有機的一體化。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把「有機的一體化」與「人工的一體化」都視為「一體化」過程，那麼，「國家有機體論」可以在新的形式下復活，即把國家行為體看作內部有複雜結構、會發生「病變」，而這種「病變」會影響國家行為的一種「有機的行為體」。
下面，我們來探討，國家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行為體」。
§2.3 「裝配線論」的合理性與缺陷
卡爾．多伊奇否認國家像有機體，他提出「一體化更像一條裝配線過程」，這一「比喻」，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在人工裝配過程中，兩個另部件的連結、組裝，在高工藝下，可以連結、組裝得十分妥貼，原因是另部件不是活的，沒有自主性。兩個人、兩個團體的結合，可以有不同結果，一個國家不能象連結、組裝另部件那樣把一個個人、一個個團體固定地組裝起來，而且，裝配出來的產品，無論是普通汽車、無人駕駛的遙控車、導彈、人造衛星、機器人，它們都不是完全的自主行為體。機器人可感知環境，自主地行為，但機器人不能從預設程序未考慮到的經驗中主動學習，所有功能都必須事先以程序輸入。今日的機器人只是「半自主行為體」。「國家」不是無人駕駛的遙控車，也不是機器人，而比較接近於「人—機系統」，接近於「一輛正在行駛中的汽車、列車或巨輪」。
嚴格地說，國家並不是「人—機系統」。昆西．賴特(Quincy Wright)認為，國際關係理論是研究人(心理學)和有形世界(地緣學)的科學。 國家是廣義行為學中有「腦」和「身體」的自主行為體，政府就是「腦」，電訊系統具神經系統的功能，領土、居民、家庭、企業、社團、政黨形成「身體」，外交、對外貿易、軍力使國家具備作出對外行為的能力。裝配好的合格車輛都是能開動的、有良好性能的機械。「裝配線論」有其合理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國家」稱作「國家機器」。有的「國家」的「國家機器」，設備新穎精密，功能齊全、運轉良好、不易損壞；有的「國家」的「國家機器」，設備陳舊簡陋，功能很少，裝置破敗，運轉不靈。在人類史上，有的國家名義上有國王，但誰也不聽國王的命令，全國既無系統的行政管理機構，又沒有固定的稅收制度，甚至連固定的首都都沒有。有的國家名義是保持統一，實際上四分五裂，和平時期，關卡重重，戰時互相廝殺。有的國家，教派、家族、朋黨左右政治，各有自己武力，各自管轄自己的勢力範圍。有的國家，高度集權加專制統治，維持表面穩定，內部危機一觸即發。有的國家，用恐怖手段對付人民，不時發生財政危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還有的國家，治理規範有序，政治穩定，但發展緩慢，沒有生氣。總之，歷史上存在的國家和現存的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象一部剛剛裝配好的汽車一樣，設備完好，功能齊全，更重要的是，國家不同於任何人工製造的物品，它本身也是自然的產物，國家的統治者或領導者也是自然的、有弱點、甚至有缺陷的人。有的人駕駛技術不良，有的人粗心大意，有的人酒後駕車，還有的在駕駛時不斷受到周邊的干預。當一個國家政變同時遭外敵入侵，這種狀況猶如一輛遭警車追擊的汽車，而這輛車上有兩人正在為爭奪方向盤進行搏鬥，汽車搖晃不停，又急速逃竄。人類五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國家，並不是裝配線上新造出來的一輛輛汽車，而是由智商、駕駛水平高低不同的人駕駛的不同類型、不同性能、不同好壞程度的車輛一樣。1994年4月，盧旺達總統遇刺身亡，在沒有法治和種族矛盾極端嚴重的情況下，盧旺達產生不了新的總統，國家陷入「腦昏迷狀態」。盧旺達出現了種族大屠殺，三個月內有50萬人在屠殺中喪生，全國一半以上人口淪為難民。這時，盧旺達作為國家行為體已無對外行為能力，國家也處於解體狀態。
國家作為一種行為體，與車輛這種「人—機系統」仍有明顯區別，當駕車人陷入昏迷時，車輛的構件是不會自相殘殺、自行解體的。與車輛相比，國家這種「人—機系統」至少有兩點明顯不同：
(一)「人—機系統」的「身體」大部份是機械的，而國家行為體的「身體」是「非機械的」，是自然成長的，不是裝配的。
(二)「人—機系統」與「人—機系統」間可以不鄰接，一輛車可以逃離另一輛車的跟蹤與打擾，而國家行為體卻難以移動它的「身體」，一個國家無法擺脫它的鄰國，極難改變自己的「地緣環境」。像俄國這樣的國家能不斷擴張，從一個「內陸國」變成鄰接波羅的海、北冰洋、太平洋等多個海洋的大國外，作為「內陸國」的瑞士和阿富汗，除非併入他國，看來不會成為「海洋大國」，象日本這樣的國家，難以擺脫它「島國」的天然限制。
§2.4 「國家行為體」的模型
行為體能否作出行為，取決於是否有能源供給。能源可以儲存在行為體的體外，如推動風箏在空中運動的風，太陽能，踢動足球的人的體力。能源也可以儲存在行為體體內，如汽車的油箱，動物和人身體內的脂肪。
行為體自主行為除需能源外，還需要行為體內部有獨立的控制源。對病毒、細菌和一些原生動物來說，它們自主行為的控制機制尚不清楚，但對有神經系統的多細胞動物來說，這種控制源就是「神經網絡」或「腦」。水螅沒有「腦」，但有遍佈全身的「神經網」。有腦動物則通過「腦」這一「控制中心」控制整個「神經網」。人與人面對面的交談、通過電話、電腦網路或廣播通訊網的聯繫，起著信息傳輸、交流的作用。在一個企業中，總經理就是企業這一自主行為體的控制中心。對一個國家來說，中央政府首腦、首相或總理、總統或國王就是控制源或控制中心。如果把全球的人類看作一個「行為體」的話，在21世紀初的今日，全球電腦網路系統只發展到水螅或水母階段，是「全球人類行為體」的無腦神經網。
行為體不一定有內部結構。我在§1.8 節中說過，「剛體」是沒有內部結構的行為體。足球、籃球、乒乓球中間有空氣，使它們形成一種內部結構。描述它們的運動，就是考慮到角動量、彈跳力、磨擦力諸因素。
行為體有內部結構，而且分化出特定的運動器官，就使這樣的行為體的運動更加複雜多變。汽車的輪子、飛機的機翼、動物的四肢、鰭、尾、翅膀都是特定的運動器官。對國家來說，政府機關、企業、社會團體、交通運輸網、銀行和金融系統都是國家行為體「身體」內的「組織」或「器官」。軍隊、外交機構、對外貿易系統則是國家行為體表現出「外顯行為」的「運動器官」。
行為體一旦有內部結構，行為體就有「內部狀態」問題，即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電子、離子、剛體永遠是正常狀態，而一隻洩氣的足球就是「非正常狀態」，汽車、飛機故障、動物與人患病也是「非正常狀態」。「行為體」的「非正常狀態」，可以視為「行為體」身體狀況對正常狀態的偏離。
對分化出特定的運動「器官」的自主行為體來說，這種行為體在體內就會有能量傳輸系統和信息傳輸系統。對人來說，血管是能量傳輸系統，而神經系統則是信息傳輸系統。對有內部結構的自主行為體來說，內外環境的變化，都會使行為體產生「情緒」。
非自主行為體沒有「情緒」，電子、離子和運動中的剛體永無「情緒」。沒有「腦」的自主行為體也沒有「情緒」，水母、水螅都沒有「情緒」。當一個行為體既有「腦」，又有「身體」時，情緒在行為體內外環境發生變化時，就會隨之產生。「情緒」是自主行為體的一種「身腦關係」。這一「情緒」概念不僅適用於人，而且適用於一切有腦的動物和一切有腦和有身體的自主行為體。
從太空中看地球，地球表面的大氣、水、岩石、生物、人類都分別構成一個又一個圈層，大氣圈在最外層，水圈在岩石圈上，人類圈則漂浮在生物圈上。在岩石圈下，在地球深處的岩漿上部，有一層塑性的、可以緩慢流動的、厚約100公里的地層——軟流圈。岩石圈被地球上的地震帶所分割，形成若干板塊。板塊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厚度，薄的地方有幾十公里，厚的地方可達200公里。
地球上的岩石圈被地震帶分割為六大板塊，即太平洋板塊、南極板塊、印澳板塊、美洲板塊、非洲板塊和歐亞板塊。
岩石圈的六大板塊帶有剛性，岩石圈下的軟流圈帶有塑性，板塊漂浮在軟流圈上並能作整體運動，如平移、撞擊、離散、引起地震、火山爆發和地質構造運動。喜瑪拉雅山是印澳板塊向歐亞板塊擠壓而成的，這一擠壓至今仍未停止，所以，喜瑪拉雅山還在升高。
如果說，板塊運動是「岩石圈」中的現象，那麼，可以說，國家、國際關係、戰爭則是「人類圈」中的現象。國家是「人類圈」中能作整體性自主運動的「板塊」。六大「岩石圈板塊」的運動不是自主運動，而國家這種「人類圈板塊」可以作自主運動。如果把那些能自主運動的機體稱作「廣義動物」的話，那麼「國家」可視為「國家動物」。「國家動物」有堅硬的外殼，具有剛性，當兩個或多個「國家動物」互相侵害、搏鬥、撞擊時，戰爭就爆發了。國家動物不同於地質板塊，它內部有結構，內部帶有塑性，所以，國家與國家撞擊的結果，不會壟起喜瑪拉雅山這樣的山脈，而只會導致國家板塊形體的變形、裂散或黏合。軍事佔領、征服或統一，就是不同國家板塊或地區的黏合。
國家行為體雖然固著在一定地域上，但有生命，又能作自主運動，在一定意義上，國家行為體可視作一種特殊的生命體——「國家動物」。
國家行為體又不同於企業行為體、不同於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行為體以及大多數政府間國際組織行為體，國家行為體能作整體性板塊運動。國家與國家的聯合、合併可以形成超國家的「地區板塊」。所以，國家行為體是「國家動物」與「國家板塊」的結合。
§2.5 「國家動物」的營養
植物是地球上的自養生物。綠色植物進行生命活動需要水、無機鹽、有機物和能量。植物所需要的有機物和能量，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為原料，通過光合作用合成的，光合作用使光能轉變為植物體內有機物的化學能。植物還要從土壤中吸收各種礦質營養，如氮、磷、鉀、硫、鈣、鎂、鐵、錳、硼、鋅、銅、鉬、氯。如植物缺乏這些礦質元素，植物就會出現病害。
「國家動物」的營養方式帶有植物特性。國家維持生命活動也需要原料、能量，國家固著在一塊土地上，國家也象綠色植物一樣有「自養性」，利用能量和土地上的原料生產糧食、製造產品，建造起房舍、鐵路、橋梁。國家通過對外貿易，有時也通過戰爭與掠奪從他國取得原料與能源。在這些方面，國家與綠色植物不同，它的行為帶有動物性。
地球已有46億年歷史，國家的歷史只有五、六千年，國家是地球史上的新現象。太陽是地球上各種生命活動最重要的能源，對國家來說，也是如此。人身體的能量來源於食物，而人的食物中的能量都來源於太陽。人從事生產的能量，除人力外，還有風力、水力、畜力和煤炭、石油、天然氣中的能量。煤炭、石油、天然氣也叫「化石燃料」，其中儲存的能量是古代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形成的。現在，人類利用的核能、地熱能與太陽能無關，潮汐能是地球、月球引力造成的能，與太陽能無關。然而，人類今日所消耗的各種能量，其中92%直接或間接來自太陽能。目前，核能只佔全球能耗的7%。一個國家，它的能耗愈大，能源利用率愈高，作為「行為體」，它的行為能力就愈強。美國石油消費量佔全球四分之一，中國石油消費量超過日本、能源利用率低於日本，美國、日本、中國一樣，都從石油能源的利用中獲取了巨大的行為能力。現在，國家作為一種「行為體」、「生命體」，作為一種「國家動物」，與普通動物一樣，主要也依靠太陽提供的能量生存著、活動著。
當我們觀察當代國家時，會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複雜深感驚奇，在古代中世紀，國家內部結構不太複雜，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形成自給自足的區域。沿河流沿海城市，與外部世界聯繫較多，商業和貿易促進了地區的發展。18世紀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當它從英國、西歐一步步擴展到全世界後，鐵路、公路改善了陸上交通，輪船改善了海上交通，電纜的鋪設，使遠距離通訊成為現實。到19世紀中期，歐美和西方國家內部產生了一種在經濟活動中有自主性的行為體——企業，使國家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工和專門化。工業生產需要耗用電能，電能是二次能源，可以由一次能源——化石燃料、風力、水力、核燃料中的能量轉變而來。在21世紀的今天，國家的發達程度與這個國家內部的交通運輸網、能源電力供應網、信息傳輸網、各種組織的專門化以及錯綜複雜的社會結構密切相關，也與這個國家對外行為能力的強弱密切相關。
生物物種的多樣性是生物適應地球上各種環境形成的，國家作為「生命體」或「行為體」，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同一時代不同地區，也呈現了多樣性，是國家因地理環境、民族特性與周邊國家之間的「互動」形成的。就象地球上不可能只有人類一種物種一樣，在地球上，不可能只有一種類型的國家。生物、企業、國家、國際組織，只要是「生命體」，為適應多樣的生活環境，就必然呈現「物種的多樣性」。
當我們注意地面上的植物時，我們會想到植物結構通常分為根、莖、葉、花和果實幾部分，似乎最簡單不過了。但當我們進入植物體內，觀察植物生命活動的每一個過程時，我們就會發現，即使是一株植物，它生命活動的過程也有國家這樣一個「生命體」那麼複雜。人生活在國土上，可以與植物通過根固著在土地上相比。有一千萬人的國家已不算太小，但一株黑麥就有一千萬條小根，每條小根上長著根毛，可達數十億條，可超過全球人口。我們身邊的植物，無論是小草還是樹木，都由細胞組成。每一個細胞內部都有十分複雜的結構。細胞壁構成細胞外面的牆。在細胞內有線粒體、葉綠體、內質網、核糖體、液胞、細胞核。線粒體是細胞的「動力工廠」，為細胞生命活動提供能量。葉綠體是能量轉換器，通過葉綠體，光能就轉變成有機物的化學能。核糖體是細胞的蛋白質合成工廠。細胞核結構更複雜，它內部有染色體，是細胞內遺傳和代謝的控制中心。
細胞象一個個企業、機關、學校、團體分佈在植物不同部位，植物內部還有四通八達的運輸管道，不同的物質由不同的輸導管道來運輸。動物體內還有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如果我們在植物或動物體內一一考察細胞、器官和系統的工作，事實上遠比了解一個國家的情況困難得多。
植物生命活動需要原料和能源，國家的生命活動也需要原料和能源。農業不僅使人與土地密切相聯，使定居成為人類的一種主要生活方式，而且，農業也為國家「生命體」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各種規模、生產目的、組織結構的企業大量出現，使國家「生命體」通過農業以外的途徑自動地利用能源和原料。人類生產的礦產品，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鋁土礦、鐵礦、錳礦、錫礦、銅礦、磷礦和石油七種礦物構成的。一個國家如果缺少某種礦物原料，就象植物缺少某種礦質一樣，植物會表現出病害，國家的體質就會衰弱或病變。與植物不同，正因為國家具有動物性，它還可以通過外貿、戰爭、掠奪、擴張領土來取得自己所需的資源(包括原料與能源)。
植物生存的要素是土壤、水、礦質、空氣、陽光。對不同環境，植物以不同結構來利用這些要素。國家同樣有若干「生存要素」。原料、能源以及各種自然資源(森林、漁業資源等)是國家維持生命活動的營養。企業則是利用這些資源轉換成國家「生命體」所需的各種「產品」的組織，國家為了保障原料、能源和其他資源的獲得，為了保障企業的正常動運行和發展而不斷作出「行為」，所以，可以說，推動「國家生命體」作出「行為」的重要動力之一，就是尋找「營養動力」的需要。
領土是國家生命體的軀體，如果一個國家不斷地喪失領土，最後以至極大部分領土喪失，國家的「營養」就愈來愈少，就可能走向滅亡。十一世紀 (1071年) 時，原來橫跨歐亞廣闊地域的拜占廷帝國在一次戰役中敗於突厥人，喪失了小亞細亞大部分領土。這使拜占廷帝國不僅失去了大量稅收來源，而且也喪失了維持軍力的軍人來源，軀體的萎縮正是拜占廷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十三世紀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建立，與成吉思汗最早擴張時成功地掠奪大量財富和工匠有關。1205-1215年成吉思汗在對中國北部的西夏和金國的戰爭中，掠得了大量金銀、綢緞、牲畜，俘獲了許多工匠和兵器匠師，學會了當時先進的火藥武器製造技術。接著成吉思汗在西征過程中又大獲全勝，奪取了大量土地和財富。
從葡萄牙、西班牙到後來所有西方殖民帝國的建立，都與這些殖民國家大規模掠奪殖民地的土地、財富密切相關。
把國家行為體稱作「國家動物」，把它與植物、動物相比擬，不是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簡單化，而是把國家行為體的「簡單現象」複雜化。事實上，植物在地球上的進化時間有20億年，動物也有七、八億年，而「國家動物」全部進化時間不及一萬年。從植物、動物在地球上進化的過程可以看到，如果「國家動物」在地球上再進化十個「一萬年」，還只有普通動物進化時間的萬分之一。從「國家動物」不到一萬年的進化史可以看到，在第二個一萬年中，國家動物的體內結構的專門化、複雜化會超過許多普通動物。在21世紀的今天，國家仍是「國家動物」，在未來的歲月中，「國家動物」也許愈來愈有「人性」，變成人類一樣的「國家人」。
§2.6 資源政治
原料、能源與土地相連。在農業時代，生產中的主要能源除太陽輻射外，就是人力、畜力、風力、水力，原料十分有限，主要是銅、鐵和陶瓷材料。工業革命擴大了人類對資源的需求，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依靠本國來滿足對資源的需求。工業革命使能源擴大到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20世紀下半葉開始又擴大到使用核燃料。原料範圍也大大擴大。為生產堅硬易彎質輕的金屬，需要鈦、釩、鉻、鈷、鋁，白金家族的銥、鉭、鈀則用於生產電子部件和光學纖維，鍺則用於激光、光學通訊、武器制導。
工業革命改變了人們對資源的觀念，資源不僅包括自然資源，而且包括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資金資源等多種形態。良好的資源配置就能加速經濟發展。由於工業革命對自然資源的大量使用，資源短缺和資源枯竭問題也開始顯現出來。一般來說，自然資源可以分為「再生資源」和「非再生資源」兩大類。土地、空氣、森林、魚類和其他天然物種屬於再生資源，化石燃料、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屬於「可耗盡資源」或「非再生資源」。
水是一種再生資源，地球上的水97.5%為咸水，適於人類飲用的淡水僅有2.5%，這些淡水極大部分凍結在南極洲與格陵蘭兩地的冰冠中，其餘一半是土壤中的水分及地下水，目前人類使用的淡水還不到全球淡水的1%，人口的增加，生活和生產用水量的增加，使一些國家和地區已明顯感到水資源的不足，據國際水資源地質學會主席奈特稱，佔全球人口四成的八十多個國家正面臨水資源緊張，至2050年，全球人口將增至112億，屆時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城市將不可避免地遭遇供水危機。 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為爭奪跨國河川的控制權而發生爭執。如以色列與約旦為爭奪約旦河與雅摩克河的控制權，敘利亞與土耳其為幼發拉底河、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為尼羅河而發生爭執。
作為一種非再生資源的石油，從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已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資源爭奪的焦點，圍繞著石油資源的爭奪看來會貫穿整個21世紀。在農業文明時代，一個國家沒有石油，不會死亡，而在今日，對一些每日消耗幾百萬、幾千萬桶石油的國家來說，一旦石油供應缺少10%、20%或中斷，如果沒有足夠的石油儲備，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石油供應中斷、石油儲備的耗盡，國家就危在旦夕。海灣地區蘊藏著全世界2/3石油儲量，美國消費的24%、西歐的42%、日本的67%、中國的15%來自這一地區。中東存在著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不同伊斯蘭國家和教派之間的矛盾，作為世界主要石油產地的中東，在21世紀未來的年代中，仍將是各種國際矛盾的焦點。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開發的石油天然氣潛在地區，里海的周邊國家有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阿塞拜疆等國，同蘇聯解體前里海只有蘇聯、伊朗兩個周邊國家的情況不同，21世紀的未來歲月，里海也將成為大國政治角力的場所。釣魚島位於中國東部的東海，釣魚島與日本的琉球群島之間有一深海溝。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周邊海域估計有100億桶石油，日本長期以來企圖霸佔中國這一領土，很可能因日本憑借武力保護開採釣魚島周邊石油資源，會釀成日中之間的嚴重衝突或戰爭。
各種非燃料礦產資源，與石油相比，消耗的數量較小，國與國之間也圍繞著一些資源發生矛盾、衝突，但不大會象爭奪石油資源的控制權一樣發生嚴重的衝突或戰爭。在二十二世紀或第三千紀中期，由於人類對淡水需求量的增大，擁有格陵蘭主權的丹麥將成為極為富裕的大國。如果到二十二世紀聯合國還未制定出為各國接受的《世界水資源憲章》和南極冰冠利用辦法，南極的淡水也將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之一。
§2.7 「國家動物」的「情緒」
愉快、悲傷、憤怒、恐懼、驚奇、厭惡都是人的情緒，情緒既是主觀體驗，又伴隨著人身體內部的生理變化和人的外顯行為。情緒與環境、與認知、與行為三方面都有聯繫和關係。
情緒(emotion)，對人來說，是一種不同於「認知」或「意志」的精神上的情感(feelings)。「情感」是一種感覺、感受，但又不同於一般的感覺，即視覺、聽覺、觸覺等，是對情緒過程的感覺。「情緒」還同身體各部位的變化有關，如脈搏增快、出汗、悸動、顫抖，在有情緒時，人還會作出明顯的或細微的行為，情緒總是發生在特定的情景中。
從上述對人的情緒的描述，可以認為，「情緒」作為一種現象的產生至少需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情緒是「自主行為體」的特徵，一切「非自主行為體」都不可能有「情緒」；
第二，情緒是「自主行為體」對內部身體狀況與外部環境變化的一種反應；如果一種「自主行為體」對內部身體狀況，或外部環境變化，不發生反應，也就沒有情緒；
第三，情緒與「自主行為體」的行為相聯，是行為體在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停止行動前的一種準備狀態。
直到今天，心理學界對「情緒」概念仍無一個心理學家廣泛接受的定義，然而，如果把對人的「情緒」研究擴展到一般自主行為體「情緒」問題上，就較易形成一個對「情緒」概念的科學定義。
當自主行為體分化出「腦」與「身」兩部分時，行為體就會產生「情緒」。行為體「身」的狀況變化有兩種：
(一)「身體」內部狀況的變化；
(二)「身體」因外部環境影響或外部環境刺激而產生的變化；
這兩種「變化」都會首先傳輸到「腦部」，為「腦」所感知和認識，行為體的情緒就是「腦」對這種感知和認識後出現的行為或不行為的準備狀態。對一般自主行為體來說，「情緒」是行為體的「腦」「身」之間的一種關係，是「腦」對「身體」內部狀況和外部環境而引起的內部狀況變化的直接感知後反應的準備狀態。情緒是行為體分化出「腦」後，腦來保護行為體「身」的一種機制。
行為體的內部狀況隨行為體的組合而改變。當兩個行為體結合為一個行為體時，兩個行為體的相互關係，就成了「內部狀況」。相互關係不同，內部狀況就不同。例如，生疏的騎士與馬的關係，熟練的騎士與馬的關係，十分不同。兩種情況下形成兩種不同的「人—馬系統」，而且有兩種不同的內部狀況。一個團體、一個國家可以因內部不同結構和對規章的不同遵守程度而形成各種不同的「內部狀況」。
腦使行為體具有理性，不同行為體的腦的理性水平高低不一。動物理性低於人，人的理性因人而異。人與其他行為體的結合，人與人的結合，如果形成一個新的行為體，其理性水平不一定高於單一的個人。對有腦的自主行為體來說，情緒產生往往先於理性作出的決定——理智。如果理智對任何情緒不加抑制，情緒就會自然地以「行為」、「不行為」、「停止原有行為」等方式得到表達。情緒是一個自主行為體未經腦作出決定情況下為自我保護作出的即時反應。一個騎馬奔跑的人，當馬突然受驚時，即使騎馬的人心情一直很愉快，但對整個「人—馬系統」來說，這個「人—馬行為體」產生了恐懼情緒。對任一自主行為體來說，愉快情緒會使行為持續下去，恐懼會阻止原有行為的繼續，中等程度的焦慮對威脅是一有用的信號。總之，對自主行為體來說，情緒對自主行為體的生存起有益的適應作用。
情緒對自主行為體內部狀況與外部環境的反應後果不同，自主行為體「內部狀況」出現突變的機會比「外部環境」出現突變的機會要少，而且「內部狀況」的突變有規律可循，突變的種類、方式是有限的，「外部環境」的突變無論是種類、方式，突變的時間都很難預測。所以，自主行為體的腦一般不必用理智去太多關注、控制因內部狀況而引發的情緒，而有必要用理智去關注因外部環境變化而引發的情緒，對這種情緒的發生加以控制或抑制。前一種情緒我把它稱為「內情緒」，後一種情緒稱為「外情緒」，兩者之間並無嚴格界線。對人來說，長期患病而造成的抑憂、焦慮，是「內情緒」，而突然遇到危險產生的恐懼屬於「外情緒」。
如果人只有情緒而沒有理智，人由純粹情緒推動的行為就會不顧及外在環境，這種行為，就易於受到外在環境的損害。所以，理智首要功能是了解外在環境，使人提出一種保護自身和有利自身的「目的」，理智同時產生一種「意志力」，使「有目的的行為」不受外部環境和內部狀況變化的影響而得到堅持。
純由情緒產生的行為是沒有目的的，由理智產生的行為則是有目的的，即使為了身心舒暢理智地使原來的情緒持續下去，也是一種目的。「目的」使行為的結果來推動行為的發生。但人或自主行為體提出的「目的」，不一定可行，不一定有利於行為體的身體。如一個人要跳進冰河中，要跨越平時不能越過的深溝，情緒就會阻礙目的的實現。意志力不是情緒，是極高的理性。當情緒來阻礙目的實現時，只有意志力才能使人的某種特定行為堅持下去。當一個人目的不能達到時，會產生挫折情緒，達到目的，會產生快樂情緒。
對一般自主行為體來說，存在一個「腦」在出現情緒體驗後，如何作出新的指令，使腦更好地保護「身」的問題，這就是理智對情緒的調節與控制。
正在行駛的汽車是一種「自主行為體」。完好的汽車在駕駛時發出輕微和諧的聲音，隨駕駛人意志自如地前進，這種狀態相當於作為「自主行為體」的人的「愉快」狀態。機件損傷、裝置失靈的汽車在行駛時不時發出怪聲、突發性顫動、直冒熱煙，可視為「人—機系統」這一「自主行為體」的「情緒」。駕駛人的意願可視為「人—機系統」的「理智」，當一輛車不聽駕駛人指揮作出某些「行為」時，這可視作「人—機系統」「理智」不能控制「情緒」。在「人—機系統」中，有時，「理智」尚未察覺到「情緒」。當一輛車的剎車接近失靈而駕駛尚未察覺時，駕駛人開車時會有一種特殊的心理感覺，或者感到某種膽怯，或者發現自己「心慌」，這種「感覺」，可視作「人—機系統」一種尚未意識到的「情緒」。當駕駛人找出汽車剎車即將失靈的毛病後，整個「人—機系統」的「理智」對「情緒」就有了察覺。
對「人—機系統」理智與情緒關係的分析有助於我們了解更為複雜的「國家行為體」。與人工製造物汽車相比，國家的內部結構有人設計、製造的因素，但從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國家的內部結構是自然形成的，那些「強加於國家頭上」的「人的有意設計」，是難於持久存在的。所以，「國家行為體」不能象汽車一樣，按幾種模式千遍一律地製造出來。國家是生長在土地上的，不同土地「長」出不同的「國家動物」。植物也是在土地上成長出來的，同一塊土地上可以長出不同植物。植物細胞有細胞壁，細胞壁內還有細胞膜，不同植物的細胞膜有不同的、選擇性極強的透過性，能有效地控制物質分子、離子出入細胞，使得同一塊土地上長出不同的植物。植物內部結構微妙精密。「國家動物」與植物相比，「國家動物」的內部結構只是幾百年、幾千年進化的產物，而植物已經過億萬年的進化。每一種植物機體都有一種「完好狀態」的「標準」，有「正常」與「病變」的區別，而只有幾百年、幾千年歷史的「國家動物」，機體內部結構不斷為人為的「革命」、「改革」所改變，沒有什麼「完好狀態」的「標準」。植物的細胞膜如同國家的海關一樣控制物質分子、離子的進出，從不出錯，而國家的海關在嚴格管理下仍不斷出現問題。
人類文明在政治領域上的進步，是尋求國家行為體及國家行為體體系「完好狀態」的「標準」的過程。柏拉圖的《理想國》、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哈林頓的《大洋國》、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摩萊里的公有制的「君主國」、費希特的《封閉的商業國家》、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的「理性王國」等等，是這些作者所設想的「完好狀態」的「標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也是國家行為體內部結構的一種完好標準，但這些問題上的具體標準至今仍存在著很大分歧。就象人一樣，如果對「正常」、「健康」與「病變」還不能加以區分的話，真正的「病變」就難以治療了。在21世紀初的今日，人類對「國家行為體」各種疾病的認識，大概相當於二千年前人類對自身各種疾病的認識。
當一個國家發生全國性或地區性動亂或內部危機時，這個國家並沒有有意識地作出對外行為，這種動亂或危機，可視為「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面對外來威脅，人民中愛國情緒上升，也可視為國家的「情緒表露」。這種「情緒表露」，與有目的的國家行為不同，是一種「反射行為」。1900年中國義和團運動、2003年薩達姆．候賽因被美軍擒獲後伊拉克部分民眾對美軍的暴力反抗運動，是中國與伊拉克這樣的國家行為體的「反射行為」。1901年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可視為中國這個國家行為體在西方列強威脅下對自己悲憤情緒的一種有意識控制。國家動物並不一定總有自我意識，就象人的行為一樣，有的行為來自於明白的、理性的考慮，有的行為來自於遺忘的記憶或長期被壓抑了的願望，而這些記憶與願望，在某些情況下會變成一種外部行為。在古代和中世紀，有些國家不清楚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缺乏對自己的認識，這些國家的行為有時帶有「隨機反應」的特點。近代民族主義可視為國家作為一種行為體「自我意識」的浮現。國家作出的行為，既可以順應「民族主義」情緒，也可以抑制這種情緒。過度的激情會衝昏理智，變會狂熱，沒有激情的人，會表現出優柔寡斷、欺弱無能的樣子。對國家行為體來說，不受控制的民族主義，會變成狂熱，民族情緒低落的國家，不僅缺乏生氣，而且易於分裂瓦解。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自主行為體出現群聚，這在生物界與人類中是常見的。這種群聚可以分為「少量群聚」、「大量群聚」與「巨量群聚」。幾十、幾百以至幾千個自主行為體的群聚，可以看作是「少量群聚」，而數萬、數十萬、數億個自主行為體的群聚，可以看作「巨量群聚」，兩者之間的可稱為「大量群聚」。
少量、大量、巨量之間，並無嚴格的分界線，這取決於我們所考察的自主行為體的全部數量和具體情況。在某些情況下，數萬個是「大量」，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可以視為「巨量」。但三個、五個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稱作「少量」。
少量自主行為體的聚集在動物界與人類中十分常見。動物或人的親緣關係就足以形成「少量聚集」。在非洲草原上追捕斑馬和羚羊的獵狗的聚集，有數百個成員的狒狒社會，人類的某一企業或黑社會組織，都可以視為「少量聚集」的例子。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附近的納庫魯 (Nakuru) 湖畔群聚的紅鶴、南極的企鵝群、香港2003年7月1日為抗議目的而出現的五十萬人的遊行示威都可以視為「大量群聚」。在澳大利亞昆士蘭海岸大堡礁數百浬地區群聚的珊瑚蟲、南亞次大陸的狹小的恆河、布拉馬普特拉河三角洲上一億多人口的群聚，在中國，有十四億人口的群聚，都可以看作是「巨量聚集」。
少量、大量、巨量個體形成的聚集體 (aggregation) 並不都從事合作行為，也不一定都形成組織和結構，如果聚集體內部有合作行為，並形成組織、結構，這樣的聚集體就形成「社會」。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一書中科學地區分了「群體」(population) 和「社會」(society) 兩個概念，他說，「群體」是由一條「基因流」的驟減帶所界定的區域，「社會」則是一條「通訊」的驟減帶所界定的區域。 動物群體、人類群體構成社會的條件是，群體之間存在著較多的或密集的通訊。群聚的蝗蟲和圍觀的人群不構成社會，在於這些情況下的蝗蟲群與人群之間只有極低度的通訊，而沒有較多的通訊使它們聯繫在一起。
人不同於動物，能在一定條件下產生動物群聚所沒有的特徵。這種特徵，就是人類的大量群聚或巨量群聚能湧現出國家現象。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與國家的界限在甚麼地方？人的群聚能形成國家，為甚麼動物群聚不能形成國家呢？
在今天，國家與社會的界線十分明顯，一個社會要成為國家必須具備領土、人口、政府和不受制與他國並獲得廣泛國際承認的「主權」。所謂「主權」，用廣義行為學語言來說，就是作為一個「自主行為體」自主行為的「權利」與「能力」。現在世界上一百九十多個國家都具有上述四大特徵。跨國公司儘管有巨大的行為能力，但沒有領土，因而不是國家。梵蒂岡城國，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西北角，面積僅0.44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人，教延即政府，實行政教合一，梵蒂岡國的主權也得到意大利和世界各國的承認，所以，談不上有「大量人口」的梵蒂岡也是一個國家。
在古代，當一個又一個部落、酋邦相隔不遠，林立在同一片土地上時，這些部落、酋邦各有自己的頭人、酋長，而且這些部落、酋邦也表現出自主行為能力時，這些部落、酋邦是國家嗎？從人口僅一千人的梵蒂岡國可以看到，國家並非一定要有「巨量人口」，許多有自主行為能力的部落、酋邦人口可達數千、數萬，它們與國家有甚麼區別呢？
中國的夏朝建於公元前21世紀，埃及的第一王朝還比中國的夏朝還要早一千年，公元前三千年前後，西亞現伊拉克境內的兩河流域，也是人類最早文明發源地之一，那時就出現了幾十個小型的城邦國家。但在中國夏朝以前，埃及第一王朝以前，公元前三千年以前的兩河流域，存在著眾多的大大小小部落、部落聯盟、酋邦是不是國家呢？
從廣義行為學看，凡是具有獨立自主的集體行為能力並佔有一定地域的人類聚集體，都可以視為國家。對人類來說，這樣的「聚集體」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特性，有的聚集體只是偶而表現出集體行為，有的聚集體始終只是孤立存在，不與其他聚集體相鄰接。一般來說，作為人類聚集體的「國家」(而不限於今天國際法意義的 「國家」) 可以分為三大類：
(一)部落國家，它的特徵是頭人、酋長的權力只在某些集體行動(如狩獵、抵禦外部落入侵、祭祀)中表現出來，當沒有集體行動時，部落國家成為一個人群的「聚集體」。
(二)城邦國家，它的特徵是城邦首領的權力已有經常性和強制性，領土範圍已擴大到城邦及周圍的村落，但城邦國家間沒有明確的邊界，有的城邦國間互不鄰接，戰爭帶偶發性。
(三)廣土國家，它的特徵是，國家有較廣闊領土，除島國外，國與國之間互相鄰接。
現在，我們用「三類國家」的觀點看一看動物群聚現象吧。拿苔蘚蟲來說吧，苔蘚蟲個體一般只有半毫米大，蟲體外有「骨架」，這些「骨架」稱為「蟲室」，一個個互相連接，形成各種形狀的苔蘚蟲群體，小的有幾毫米，大的可達幾十厘米，附著在海洋中的各種物體或生物外表。這些苔蘚蟲雖然連在一起，卻不能表現出整體行為。白蟻、螞蟻、蜜蜂、猴子、猩猩的聚集體不同，它們有時會表現出群體行為。社會生物學創始人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一書中談到白蟻與猴子社會時說：「牠們都形成佔據著領土的合作群體。群體成員之間通過十至一百個不合語法規則的信號進行有關饑餓、警告、敵意、特權狀態或等級、生殖狀況等方面的聯繫。個體對於群體成員與非群體成員之間的差別有強烈的意識，血緣關係在群體結構中起重要作用，也許起初正是這種血緣關係成了它們形成群居生活的主要動因。」 由於白蟻、猴子群聚在一起，又能相互通訊，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白蟻、猴子群體的整體行為。
然而，所有動物對領土的依附都出自牠們維護自己生存的本能，牠們沒有超越生存需要無限擴張領土的要求，螞蟻、蜜蜂、獅子、猴子、黑猩猩牠們佔有的領土都十分有限，而且互不鄰接，領土的邊界是不明確的。這種情況帶有某些人類早期的部落特徵，但還未湧現出國家的明顯特性。
動物群體裏也有權力、服從、等級關係，但動物社會中掌握在某一特定個體的權力都十分有限，這與這些個體的體力較大、較強壯有關。在人類社會中，之所以能超越動物社會形成「國家」，不僅與人有理性有關，而且與人能積累財富與人能製造武器有關。
加爾布雷斯 (John K. Galbraith) 把「權力」分為「固有權力」、「補償權力」和「調控權力」。「固有權力(condign power)用某些肉體或情感痛苦來威脅別人，使之為了避免痛苦而放棄自己的意志和愛好。補償權力(compensatory power)則提供給人以相當有利或令人愉快的報償，使之為得到這種報償而放棄對自己意願的追求。」「補償權力則是通過給予正面的獎賞，給予服從的個人以某些價值來贏得服從的。」「調控權力(conditioned power)是通過改變信念來運作的。說服、教育或那些似乎自然、適當和正確的社會準則，使個人服從於他人意志。」 加爾布雷斯說，一個人強壯的體力是權力來源最古老與原始的形態。這種權力形態，在虎、獅、黑猩猩群體中都存在。然而，人類與動物在權力問題上的根本區別在於，人類會製造武器，製造束縛人、監禁人的手段，人類利用這些手段，不斷擴大「固有權力」，人類還會利用積累的財富，不斷擴大「補償權力」，教育、宗教、機構的建立，又使人類社會中「調控權力」作用日益加大。在動物社會中，動物個體因體力之間造成的差距是十分有限的，人類社會則依靠擴大三種權力而使人類個體之間的權力差距可達幾倍、幾十倍、幾百倍、幾萬倍至幾千萬倍。
§2.9 國家的湧現特性
古代部族頭人或酋長權力的有限性，與頭人、酋長沒有更多辦法擴大自己的「固有權力」、「補償權力」和「調控權力」有關。文化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 (Marvin Harris) 說：「從長期來看，酋長要保住頭銜也必須打勝仗；通過貿易取得更多貨物，並向隨從們分發食物及其他貴重物品。」在一個住在島上的特羅布里恩人，由於島上不生產穀類糧食，只生產過三、四個月就會腐爛的薯類糧食，酋長就「不能用全年分配食物的辦法來使人民聽從他使喚，也不能用他的倉庫維持一團常備軍警」。加上島上的居民要靠礁湖和海洋才能取得蛋白質來源，酋長也不能禁止島民出海，因而酋長控制島上居民的權力就十分有限。 馬文．哈里斯所說的這個酋長的權力的限制，主要在於他擴大自己「補償權力」的能力十分有限。所以，作為「部落國家」或「酋邦國家」首領的酋長的權力不能一年四季中都維持著。動物之所以不能從「部落國家」發展到「廣土國家」，其原因在於動物不能象人類那樣會製造武器、積累私人財產而擴大「固有權力」與「補償權力」，更不能象人類一樣發展出「調控權力」來。
通過武力來擴大一個國家的「固有權力」，通過「財富」來擴大「補償權力」，通過教育、宗教、組織等來擴大「調控權力」，這就是使「國家」作為一個「自主行為體」從部落向城邦、向「廣土國家」發展的推動力。當城邦國家之間的貿易和交換日益增多時，當某一城邦的武力日益強大而超過其他城邦時，搶掠和戰爭就會代替貿易和交換。一個個城邦為保衛自身，都不斷發展武力。於是，城邦與城邦之間就不斷發生戰爭。通過戰爭，較強大的城邦就可以吞併其他弱小的城邦，使「城邦國家」成為「廣土國家」。公元前3000年時，今伊拉克南部地區，即蘇美爾地區就出現了十二個城邦。到公元前24世紀時，在兩河流域北部巴比倫尼亞地區(現伊拉克巴格達以北)的阿卡德王國強大起來，征服了蘇美爾地區一個個小城邦，形成了第一個統一西亞兩河流域的國家。
國家愈擴張、愈強大，就愈不會被其他國家吞併，但是，國土擴張就增加了在一個擴張後的國土上維持武力壟斷的困難。在一塊國土上維持武力壟斷需要相當數量的軍費，這就需要依靠政府通過稅收來取得軍費，維持武力壟斷，還要依靠統治者個人的才能和威望，一旦這種維持發生危機時，武力壟斷就會發生崩潰，一個統一的國家就會分裂為若干個國家。這種分裂在古代中世紀比現代更易發生，由於國家地域廣大，首都地區與邊遠地區無法通訊聯繫，當地方武力集團割據稱雄而中央政權鞭長莫及、無力征服時，國家就出現了分裂。
有國家，就會有相互間的競爭。只要國家保持著對一定地域內武力的壟斷，就會在國與國之間產生衝突或戰爭。一戰後的「國際聯盟」和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之所以不能消滅戰爭，其根本原因是作為一定地域的武力壟斷者始終存在。
國家行為體是固著在土地上的「國家動物」。國家對武力的壟斷，以及依靠武力作出明顯的國家行為，正是國家「動物性」的表現。國家對土地的固著，在於國家為維持武力壟斷，需要壟斷了武力的政府在國土內吸收養料，政府通過對人民的管治和征稅以實現吸收養料的目標。在地球表面上，一個個國家就是一個個不能自由奔跑的「國家動物」，它們最多只能象一個個巨大的「變形蟲」那樣，吞噬其他變形蟲而擴大自己的身體，或者在瞬間又發生裂變，分裂為幾個變形蟲。
兩個人聚合為一個「行為體」，不一定會形成更高的「智商」，多個人聚合，為作整體行動，就要有一種集體決策的機制，無論是一人專斷、多數表決都不能使人類的聚集體的「智商」隨人數成倍增加，而在很多情況下還因人群中的意見分歧而降低了整體智商。國家作為人類的聚集體，由於巨量聚集，反而使它的理性低於單個個人，國家決策中的出爾反爾、不講信義、見利忘義和背信棄義，使國家行為體的理性水平只及動物。國家的動物性和板塊性，正是國家作為「巨量人類個體的聚集」而形成的「自主行為體」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湧現特性。國家的其他湧現特性還有：國家作為「生命體」是一種與外界有物質、能量交換的「耗散結構」，國家的「邊界」帶有「生物膜」的選擇透過的特性，「國家動物」或「國家板塊」還有形體，有整體性的自主行為能力，「國家動物」還有明顯的體質好壞之別，政治腐敗和國內動亂是國家體質衰弱和病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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